書摘

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

「18世紀像個慢條斯理的老太太,用她一套粗糙笨拙的方法,不聲不響地為下一世代鋪路,而且無聲無息地殘存了好一段時間。」曾在1775年到訪過皇家學會並在Fleet Street小酌的黃東,大概正是這位歷史老人的一種青年化身吧。


「世為遷流,界為方位」。黃東所在的‌「界」——空間——亦有亦無。在省城西關的商館區打滾過一陣後,他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員登上洋船,從珠江口出發,遍歷許多暗礁,進入廣袤的洋面。這片洋面連接着一個又一個港口,讓黃東和許多跟他情況相若的小人物,在許多東西方的大人物未敢逾越東西時,下南洋,出西洋,到19世紀更橫跨太平洋,落腳美利堅。


在18世紀,對清廷來說,黃東‌「離境」,屬被‌「夷人夾帶」或‌「偷載出洋」,地方官是要照諱盜例革職的。但對外國而言,黃東‌「入境」,似乎不需要什麼簽證或居留證,儘管這不等於說他會得到‌「平等對待」,畢竟他是一個‌「外人」。


更值得討論的是,黃東身處的‌「世」——時間——是長是短不好說。用中國紀年來說,是乾隆中後期到嘉慶初年,有人說這段時期標誌着中國‌「由盛轉衰」;用西方紀年來說,好像不過就是一個數字——18世紀。然而,近二三十年,史學界曾流行過一個名為‌「漫長的18世紀」的說法,也許有助我們用另一個角度思考這個時代。


我們不妨把‌「漫長的18世紀」看成一個比喻,這段時期,在我們備受19世紀的歷史和歷史觀影響的20世紀人類看來,很朦朧,很緩慢。的確,黃東在英國時,世界各地包括英國的步伐是很‌「慢」的——1751年乘馬車從倫敦去牛津要花上兩天,1828年則是六小時——我們可以想像,黃東1775年從倫敦去一趟牛津至少也得要一至兩天吧。黃東跟老布萊克住在倫敦,也許頗能感受一些城市氣象,但當時英格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仍住在居民少於一千的鄉村或小市鎮裏,鄉郊大部分的土地則掌握在少數的貴族和紳士家庭手中。


那時的英國,仍是一個‌「貴族—平民」的等級社會,而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階級社會。黃東生活在老布萊克先生、班克斯爵士、多塞特郡公爵等重重蔭庇的圈子裏,屬於現在所說的‌「慢活」,相信感覺頗悠遊,但不一定很自在。


黃東當然不會想像得到,這個顯得有點‌「慢」的洋人社會,正是逐步以貿易和建立殖民地的方式在全球擴張的大英帝國。那時候的英國政府,不一定有一張很清晰的帝國擴張藍圖,但國家對資源的索求,商人對利潤的追逐,紳士或准紳士們對博物和東方文化的興趣,以及三者的結合,成就了英國19世紀在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黃東也許沒有完全明白為什麼布萊克父子要花那麼大的氣力去蒐集各種植物資料,小心翼翼地把種子寄回英國,要他解釋這解釋那;為什麼班克斯對中國的萬事萬物都那麼感興趣,老是向他問東問西;為什麼那位波特蘭公爵夫人,不過一介女流,卻要他辨識中國皇帝的年號,換算中西紀年;為什麼東方學家瓊斯唸唸叨叨,老是要他幫忙翻譯《詩經》。


黃東對各人的問題有問必答,盡量滿足各方的需求,甚至回到廣州,也不忘向他的英國朋友寄書籍和手信。黃東看來是個盡職的‌「事仔」,可靠的朋友。當然,他回國後以外貿為生,我們也可說他懂得禮尚往來的營商之道。


循着這個引喻,19世紀就顯得很急速了。我們不知道黃東何時去世,假定1775年他年約20,鴉片戰爭前夕也已經80多歲了,以當時的人均壽命算,諒必不在人世——順便一提,班克斯和潘有度這兩位通過書信神交的朋友,不約而同在1820年去世,前者享壽77,後者65,都沒有親睹中英戰爭的一幕——無論如何,黃東很難想到,他住過六七年、結交了許多朋友的那個國家,後來會派軍艦遠征,封鎖廣州、廈門,長驅直上,攻佔定海,直抵津門。繼而又從虎門入黃埔,兵臨省城,闖入三元里,登上鎮海樓。不要說乾隆時人黃東難以想像道光年間的事,那位在19世紀初多次去廣州做生意的美國商人布萊恩特·蒂爾登,便曾在他的私人日誌裏感歎說,他在廣州的頭幾年(1815—1819),經常到行商的別墅和花園共進晚餐,彼此友好殷切,日子過得愜意非常,但時至1836—1837年,此情此景竟一去不復返。不足廿年,便時移世易,物是人非。


我們無意用歷史目的論來倒敍黃東的故事,我們是要理解,中國在19世紀發生的許多變化,是否如大家已經熟知的近代史論述所說,是由鴉片戰爭的炮火引爆的。我們有沒有想過,五口通商、洋務運動、華工出洋、幼童留美,誰是真正的推動者?如果鴉片戰爭前的中國都是‌「封閉」和‌「停滯」的,哪裏能突然冒出一羣樂意冒險或可以勝任的小人物,在新時代扮演各種角色——在石叻坡(新加坡)經商、後來被清廷任命為駐新加坡領事的胡璇澤,在馬六甲受洗、後來在廣州刊行《勸世良言》的梁發,在廣州跟隨伯駕學西醫的關韜,等等,都是後來載入19世紀的史冊的人物,但他們的背景,可能跟黃東差不多。


黃東有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記載中嗎?有,我們現在可以檢索到,前提是要知道用什麼關鍵詞。近年我知道他名叫‌「黃遏東」,又稱‌「黃亞東」和‌「黃東」,那就好辦了。藉助基本古籍檢索,我找到了一條——出自張蔭桓的《三洲日記》。


張蔭桓在光緒十二至十五年(1886—1889)出使美國、西班牙和祕魯三地,歸國前在英國逗留兩周。光緒十五年九月二十日(1889年10月14日),他隨‌「英使新襲伯爵」參觀當年已局部開放的諾爾莊園。對此似乎印象十分深刻,晚上回到住處即細心記下這次經歷。他說:


(諾爾莊園)所懸油畫,皆西俗有名望人,中有少年華人一軸,戴無頂幃帽,短衣馬褂,赤腳曳番鞋,款署黃亞東,不知何許人,彼族如是隆重耳。

 

不知張蔭桓有沒有追問下去,即使有,接待他的那位生於19世紀的‌「英使新襲伯爵」也不一定知道當年的逸事。翌日,張蔭桓往訪‌「蠟偶院」,注意到‌「伍怡和蠟像猶存」,還特意指給同行者一看。他當然知道‌「伍怡和」就是行商浩官伍秉鑒,但恐怕沒想過伍秉鑒(1769—1843)和黃東在時間上有交集,極有可能彼此相識吧。


張蔭桓‌「不知何許人」這句話,正是‌「黃東」這個名字在過去中國近代史書寫中最有可能出現的註解。黃東的故事,儘管很可能曾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廣州、澳門一帶口耳相傳過,豐富了許多本地少年人對遠邦異域和自身前途的想像;他和許許多多的小人物,從古至今千千萬萬,用自己的方法締造世界,但在中國歷史的長卷中卻沒留下多少痕跡。就好像今天諾爾莊園的鹿一樣,所剩無幾,即便偶然閃身,也不過是‌「不知何許人」而已。張蔭桓有沒有想過,他19世紀末之所以會和能出使三洲,正是因為在前頭的歷史中有許多這樣的‌「不知何許人」,為他搭橋鋪路呢?


▲本文節選自《遇見黃東:18-19世紀珠江口的小人物與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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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為遷流,界為方位」。黃東所在的‌「界」——空間——亦有亦無。在省城西關的商館區打滾過一陣後,他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員登上洋船,從珠江口出發,遍歷許多暗礁,進入廣袤的洋面。這片洋面連接着一個又一個港口,讓黃東和許多跟他情況相若的小人物,在許多東西方的大人物未敢逾越東西時,下南洋,出西洋,到19世紀更橫跨太平洋,落腳美利堅。


在18世紀,對清廷來說,黃東‌「離境」,屬被‌「夷人夾帶」或‌「偷載出洋」,地方官是要照諱盜例革職的。但對外國而言,黃東‌「入境」,似乎不需要什麼簽證或居留證,儘管這不等於說他會得到‌「平等對待」,畢竟他是一個‌「外人」。


更值得討論的是,黃東身處的‌「世」——時間——是長是短不好說。用中國紀年來說,是乾隆中後期到嘉慶初年,有人說這段時期標誌着中國‌「由盛轉衰」;用西方紀年來說,好像不過就是一個數字——18世紀。然而,近二三十年,史學界曾流行過一個名為‌「漫長的18世紀」的說法,也許有助我們用另一個角度思考這個時代。


我們不妨把‌「漫長的18世紀」看成一個比喻,這段時期,在我們備受19世紀的歷史和歷史觀影響的20世紀人類看來,很朦朧,很緩慢。的確,黃東在英國時,世界各地包括英國的步伐是很‌「慢」的——1751年乘馬車從倫敦去牛津要花上兩天,1828年則是六小時——我們可以想像,黃東1775年從倫敦去一趟牛津至少也得要一至兩天吧。黃東跟老布萊克住在倫敦,也許頗能感受一些城市氣象,但當時英格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仍住在居民少於一千的鄉村或小市鎮裏,鄉郊大部分的土地則掌握在少數的貴族和紳士家庭手中。


那時的英國,仍是一個‌「貴族—平民」的等級社會,而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階級社會。黃東生活在老布萊克先生、班克斯爵士、多塞特郡公爵等重重蔭庇的圈子裏,屬於現在所說的‌「慢活」,相信感覺頗悠遊,但不一定很自在。


黃東當然不會想像得到,這個顯得有點‌「慢」的洋人社會,正是逐步以貿易和建立殖民地的方式在全球擴張的大英帝國。那時候的英國政府,不一定有一張很清晰的帝國擴張藍圖,但國家對資源的索求,商人對利潤的追逐,紳士或准紳士們對博物和東方文化的興趣,以及三者的結合,成就了英國19世紀在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黃東也許沒有完全明白為什麼布萊克父子要花那麼大的氣力去蒐集各種植物資料,小心翼翼地把種子寄回英國,要他解釋這解釋那;為什麼班克斯對中國的萬事萬物都那麼感興趣,老是向他問東問西;為什麼那位波特蘭公爵夫人,不過一介女流,卻要他辨識中國皇帝的年號,換算中西紀年;為什麼東方學家瓊斯唸唸叨叨,老是要他幫忙翻譯《詩經》。


黃東對各人的問題有問必答,盡量滿足各方的需求,甚至回到廣州,也不忘向他的英國朋友寄書籍和手信。黃東看來是個盡職的‌「事仔」,可靠的朋友。當然,他回國後以外貿為生,我們也可說他懂得禮尚往來的營商之道。


循着這個引喻,19世紀就顯得很急速了。我們不知道黃東何時去世,假定1775年他年約20,鴉片戰爭前夕也已經80多歲了,以當時的人均壽命算,諒必不在人世——順便一提,班克斯和潘有度這兩位通過書信神交的朋友,不約而同在1820年去世,前者享壽77,後者65,都沒有親睹中英戰爭的一幕——無論如何,黃東很難想到,他住過六七年、結交了許多朋友的那個國家,後來會派軍艦遠征,封鎖廣州、廈門,長驅直上,攻佔定海,直抵津門。繼而又從虎門入黃埔,兵臨省城,闖入三元里,登上鎮海樓。不要說乾隆時人黃東難以想像道光年間的事,那位在19世紀初多次去廣州做生意的美國商人布萊恩特·蒂爾登,便曾在他的私人日誌裏感歎說,他在廣州的頭幾年(1815—1819),經常到行商的別墅和花園共進晚餐,彼此友好殷切,日子過得愜意非常,但時至1836—1837年,此情此景竟一去不復返。不足廿年,便時移世易,物是人非。


我們無意用歷史目的論來倒敍黃東的故事,我們是要理解,中國在19世紀發生的許多變化,是否如大家已經熟知的近代史論述所說,是由鴉片戰爭的炮火引爆的。我們有沒有想過,五口通商、洋務運動、華工出洋、幼童留美,誰是真正的推動者?如果鴉片戰爭前的中國都是‌「封閉」和‌「停滯」的,哪裏能突然冒出一羣樂意冒險或可以勝任的小人物,在新時代扮演各種角色——在石叻坡(新加坡)經商、後來被清廷任命為駐新加坡領事的胡璇澤,在馬六甲受洗、後來在廣州刊行《勸世良言》的梁發,在廣州跟隨伯駕學西醫的關韜,等等,都是後來載入19世紀的史冊的人物,但他們的背景,可能跟黃東差不多。


黃東有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記載中嗎?有,我們現在可以檢索到,前提是要知道用什麼關鍵詞。近年我知道他名叫‌「黃遏東」,又稱‌「黃亞東」和‌「黃東」,那就好辦了。藉助基本古籍檢索,我找到了一條——出自張蔭桓的《三洲日記》。


張蔭桓在光緒十二至十五年(1886—1889)出使美國、西班牙和祕魯三地,歸國前在英國逗留兩周。光緒十五年九月二十日(1889年10月14日),他隨‌「英使新襲伯爵」參觀當年已局部開放的諾爾莊園。對此似乎印象十分深刻,晚上回到住處即細心記下這次經歷。他說:


(諾爾莊園)所懸油畫,皆西俗有名望人,中有少年華人一軸,戴無頂幃帽,短衣馬褂,赤腳曳番鞋,款署黃亞東,不知何許人,彼族如是隆重耳。

 

不知張蔭桓有沒有追問下去,即使有,接待他的那位生於19世紀的‌「英使新襲伯爵」也不一定知道當年的逸事。翌日,張蔭桓往訪‌「蠟偶院」,注意到‌「伍怡和蠟像猶存」,還特意指給同行者一看。他當然知道‌「伍怡和」就是行商浩官伍秉鑒,但恐怕沒想過伍秉鑒(1769—1843)和黃東在時間上有交集,極有可能彼此相識吧。


張蔭桓‌「不知何許人」這句話,正是‌「黃東」這個名字在過去中國近代史書寫中最有可能出現的註解。黃東的故事,儘管很可能曾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廣州、澳門一帶口耳相傳過,豐富了許多本地少年人對遠邦異域和自身前途的想像;他和許許多多的小人物,從古至今千千萬萬,用自己的方法締造世界,但在中國歷史的長卷中卻沒留下多少痕跡。就好像今天諾爾莊園的鹿一樣,所剩無幾,即便偶然閃身,也不過是‌「不知何許人」而已。張蔭桓有沒有想過,他19世紀末之所以會和能出使三洲,正是因為在前頭的歷史中有許多這樣的‌「不知何許人」,為他搭橋鋪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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