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黑色聖誕後的曙光:港九大隊的秘密營救
1941年12月8日,侵華日軍自廣東進攻香港,12月25日香港淪陷。港督楊慕琦宣布投降之後,約8000名香港守軍放下武器,成為戰俘,其中包括英軍及英國所屬殖民地印度籍和加拿大籍官兵、香港英籍和華人市民組成的義勇軍、國民黨軍等。英軍戰俘分別被囚禁在七姐妹、深水埗、亞皆老街3個主要的集中營,印度籍官兵被囚禁於馬頭圍集中營。港英政府文職官員、英聯邦和盟國僑民被關押在赤柱的平民拘留營。部分留用恢複市政及金融機構等工作的港英衞生官員和銀行職員,暫時不予集中。

▲日軍在香港設立的戰俘營和非軍事人員集中營位置圖
英軍戰俘在集中營受盡虐待和屈辱。日軍極其蔑視英軍戰俘,用鐵絲網把他們圍在一平方公裏的大圈子裏,任由日曬雨淋。日本兵虐待英軍戰俘,比虐待「摩羅差」(即印度籍士兵)還甚。印度兵集中營還每天按時發兩頓飯。對英國人,日軍看守偶爾把發酸、發霉的面包扔進去,看着他們為幾片面包爭搶,把沾滿泥水的面包填到肚子裏。日本兵在鐵絲網外手舞足蹈取樂。

▲日軍在香港赤柱拘留營關押的戰俘
香港淪陷之初,日本佔領軍還來不及對戰俘嚴加看管,為戰俘逃脫留下可乘之機。為營救盟軍和國際友人,1942年3月,東江人民抗日遊擊總隊在港九獨立大隊專門成立黃作梅領導的國際工作小組。
國際工作小組通過教會的牧師、神父,用多種方式,與被俘的盟軍和國際友人秘密聯繫;通過被營救出來的戰俘,寫密信遞進集中營;派出遊擊隊員和地下工作者,化裝成小販,與在集中營外勞動的戰俘聯繫;在靠近海邊的集中營,手槍隊員夜裏乘船喊話,或用木板寫上英文,順着水流漂進集中營;授意戰俘偽裝生病住進醫院,然後從醫院營救。

▲日軍在香港亞皆老街戰俘集中營關押的戰俘
剛剛接到營救盟軍人員的命令時,許多本土出生的遊擊隊員並不很理解,他們是第一次聽到「國際友人」這個詞。遊擊隊中的小鬼說,日軍進攻香港時,「紅毛鬼」(香港人對英國人的蔑稱)向我們求救。我們要求他們支援武器,他們不給,現在卻讓我們冒着生命危險救他們。
黃作梅回憶:
香港在鴉片戰爭以後,被英國侵略者從清朝政府手中強占了。受帝國主義欺淩最早的廣東人,特別是沿海的廣東人,很自然地對外國人懷着憎恨的心理,把白種人叫作「番鬼佬」,把印度人叫作「摩羅差」,把英國人叫作「紅毛鬼」。
在日軍佔領香港以前,「紅毛鬼」的確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他們在香港對中國人的壓迫、剝削極其殘酷。「摩羅差」也是有恃無恐、無惡不作。此外,還有一些「華差」,他們的地位比「摩羅差」還低下一等,但懂廣東話,熟悉辦事門路,善於取得英國主子的歡心,因而也更狐假虎威了。
港九勞動人民在這重重的壓迫下,生活苦不堪言。「福佬」(潮汕人)絕大多數拉黃包車,而東莞人則結幫在碼頭當「咕喱」(苦力)。他們食不飽肚,衣不掩體,過着牛馬般的生活。因此,他們對英國人及其走狗充滿了仇恨。
我們隊伍中有不少來自香港的工人、青年,對於在這場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戰爭中要聯合盟軍、協助盟軍作戰,必須有廣闊的胸懷,站得高,看得遠。他們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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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9日,林賽‧賴特(Lindsay Ride)中校和他的華人秘書李玉弼等4人從深水埗集中營逃出,後來被遊擊隊營救脫險,其間還得到西貢鄉親們的大力幫助。賴特在戰前是香港大學病理系教授,曾擔任香港英國陸軍野戰救護隊總指揮。

▲日軍在香港深水埗設立的戰俘營平面圖
遊擊隊為賴特一行提供了豐盛的食物,又在西貢一間學校裏讓他們洗了熱水澡。賴特說,在新界被英軍遺棄的碉堡裏,還有不少武器彈藥。遊擊隊員們聽了非常高興。在逃離集中營的第四天,賴特發現很多村民患了瘧疾,就把他帶的奎寧都送給村民,還堅持要留下錢,讓村民到九龍城再買一些藥。

▲賴特逃亡路線示意圖
當時,日偽軍在西貢到處搜查,還逼問鄉親,有沒有看到英國人。遊擊隊帶着賴特等人不斷轉移,1月14日那天上午到了赤徑附近的岐嶺下海邊,護航小隊的幾只武裝船在那裏接他們。每艘船上都有幾挺機槍,還有大量彈藥。

▲1942年1月,賴特(前排中)和秘書李玉弼(後立者)等人脫險抵達廣東惠州後合影
後來,賴特的兒子愛德文‧賴特根據他父親遺留的資料寫了一本書,叫《1942─1945年抗戰期間的英軍戰地服務團》。他寫道:
就在他們逃離深水埗集中營那天,有一夥人穿過摩斯灣來到西貢半島,把土匪趕跑,才恢複了秩序。這夥人被稱為「紅色遊擊隊」,是共產黨領導的。逃亡者來到西貢的消息已在村鎮傳開,為了找到他們,遊擊隊和汪偽軍展開了競賽——偽軍是為了把他們交回給日本人,而遊擊隊則為了解救他們。早上是偽軍在搜捕他們,下午則是遊擊隊來尋找逃亡者。
夜幕又悄悄降臨,逃亡者離開叢林,來到李玉弼安排好的集合地點,他們見到了遊擊隊領導人——蔡國梁。這次意義重大的會面,標誌着廣東的共產黨遊擊隊和未來的英軍戰地服務團(B.A.A.G.)之間的聯合開始。雖然這種聯合在不同程度上被日本人、中國人、美國人甚至英國人所幹擾和阻撓,但仍時緊時松地保持到日本投降……
成功脫險後,賴特中校晉升上校軍銜,與被遊擊隊營救出集中營的京中校、譚臣督察司、祁德尊少校等人,組建了專門營救盟軍戰俘的英軍戰地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並在國民黨統治區惠州設立前線指揮部,與東江抗日遊擊隊合作,包括向戰俘營內偷運藥物和其他生活用品等。
▲本文摘自《港九獨立大隊》,有刪減。
書摘
黑色聖誕後的曙光:港九大隊的秘密營救
1941年12月8日,侵華日軍自廣東進攻香港,12月25日香港淪陷。港督楊慕琦宣布投降之後,約8000名香港守軍放下武器,成為戰俘,其中包括英軍及英國所屬殖民地印度籍和加拿大籍官兵、香港英籍和華人市民組成的義勇軍、國民黨軍等。英軍戰俘分別被囚禁在七姐妹、深水埗、亞皆老街3個主要的集中營,印度籍官兵被囚禁於馬頭圍集中營。港英政府文職官員、英聯邦和盟國僑民被關押在赤柱的平民拘留營。部分留用恢複市政及金融機構等工作的港英衞生官員和銀行職員,暫時不予集中。

▲日軍在香港設立的戰俘營和非軍事人員集中營位置圖
英軍戰俘在集中營受盡虐待和屈辱。日軍極其蔑視英軍戰俘,用鐵絲網把他們圍在一平方公裏的大圈子裏,任由日曬雨淋。日本兵虐待英軍戰俘,比虐待「摩羅差」(即印度籍士兵)還甚。印度兵集中營還每天按時發兩頓飯。對英國人,日軍看守偶爾把發酸、發霉的面包扔進去,看着他們為幾片面包爭搶,把沾滿泥水的面包填到肚子裏。日本兵在鐵絲網外手舞足蹈取樂。

▲日軍在香港赤柱拘留營關押的戰俘
香港淪陷之初,日本佔領軍還來不及對戰俘嚴加看管,為戰俘逃脫留下可乘之機。為營救盟軍和國際友人,1942年3月,東江人民抗日遊擊總隊在港九獨立大隊專門成立黃作梅領導的國際工作小組。
國際工作小組通過教會的牧師、神父,用多種方式,與被俘的盟軍和國際友人秘密聯繫;通過被營救出來的戰俘,寫密信遞進集中營;派出遊擊隊員和地下工作者,化裝成小販,與在集中營外勞動的戰俘聯繫;在靠近海邊的集中營,手槍隊員夜裏乘船喊話,或用木板寫上英文,順着水流漂進集中營;授意戰俘偽裝生病住進醫院,然後從醫院營救。

▲日軍在香港亞皆老街戰俘集中營關押的戰俘
剛剛接到營救盟軍人員的命令時,許多本土出生的遊擊隊員並不很理解,他們是第一次聽到「國際友人」這個詞。遊擊隊中的小鬼說,日軍進攻香港時,「紅毛鬼」(香港人對英國人的蔑稱)向我們求救。我們要求他們支援武器,他們不給,現在卻讓我們冒着生命危險救他們。
黃作梅回憶:
香港在鴉片戰爭以後,被英國侵略者從清朝政府手中強占了。受帝國主義欺淩最早的廣東人,特別是沿海的廣東人,很自然地對外國人懷着憎恨的心理,把白種人叫作「番鬼佬」,把印度人叫作「摩羅差」,把英國人叫作「紅毛鬼」。
在日軍佔領香港以前,「紅毛鬼」的確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他們在香港對中國人的壓迫、剝削極其殘酷。「摩羅差」也是有恃無恐、無惡不作。此外,還有一些「華差」,他們的地位比「摩羅差」還低下一等,但懂廣東話,熟悉辦事門路,善於取得英國主子的歡心,因而也更狐假虎威了。
港九勞動人民在這重重的壓迫下,生活苦不堪言。「福佬」(潮汕人)絕大多數拉黃包車,而東莞人則結幫在碼頭當「咕喱」(苦力)。他們食不飽肚,衣不掩體,過着牛馬般的生活。因此,他們對英國人及其走狗充滿了仇恨。
我們隊伍中有不少來自香港的工人、青年,對於在這場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戰爭中要聯合盟軍、協助盟軍作戰,必須有廣闊的胸懷,站得高,看得遠。他們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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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9日,林賽‧賴特(Lindsay Ride)中校和他的華人秘書李玉弼等4人從深水埗集中營逃出,後來被遊擊隊營救脫險,其間還得到西貢鄉親們的大力幫助。賴特在戰前是香港大學病理系教授,曾擔任香港英國陸軍野戰救護隊總指揮。

▲日軍在香港深水埗設立的戰俘營平面圖
遊擊隊為賴特一行提供了豐盛的食物,又在西貢一間學校裏讓他們洗了熱水澡。賴特說,在新界被英軍遺棄的碉堡裏,還有不少武器彈藥。遊擊隊員們聽了非常高興。在逃離集中營的第四天,賴特發現很多村民患了瘧疾,就把他帶的奎寧都送給村民,還堅持要留下錢,讓村民到九龍城再買一些藥。

▲賴特逃亡路線示意圖
當時,日偽軍在西貢到處搜查,還逼問鄉親,有沒有看到英國人。遊擊隊帶着賴特等人不斷轉移,1月14日那天上午到了赤徑附近的岐嶺下海邊,護航小隊的幾只武裝船在那裏接他們。每艘船上都有幾挺機槍,還有大量彈藥。

▲1942年1月,賴特(前排中)和秘書李玉弼(後立者)等人脫險抵達廣東惠州後合影
後來,賴特的兒子愛德文‧賴特根據他父親遺留的資料寫了一本書,叫《1942─1945年抗戰期間的英軍戰地服務團》。他寫道:
就在他們逃離深水埗集中營那天,有一夥人穿過摩斯灣來到西貢半島,把土匪趕跑,才恢複了秩序。這夥人被稱為「紅色遊擊隊」,是共產黨領導的。逃亡者來到西貢的消息已在村鎮傳開,為了找到他們,遊擊隊和汪偽軍展開了競賽——偽軍是為了把他們交回給日本人,而遊擊隊則為了解救他們。早上是偽軍在搜捕他們,下午則是遊擊隊來尋找逃亡者。
夜幕又悄悄降臨,逃亡者離開叢林,來到李玉弼安排好的集合地點,他們見到了遊擊隊領導人——蔡國梁。這次意義重大的會面,標誌着廣東的共產黨遊擊隊和未來的英軍戰地服務團(B.A.A.G.)之間的聯合開始。雖然這種聯合在不同程度上被日本人、中國人、美國人甚至英國人所幹擾和阻撓,但仍時緊時松地保持到日本投降……
成功脫險後,賴特中校晉升上校軍銜,與被遊擊隊營救出集中營的京中校、譚臣督察司、祁德尊少校等人,組建了專門營救盟軍戰俘的英軍戰地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並在國民黨統治區惠州設立前線指揮部,與東江抗日遊擊隊合作,包括向戰俘營內偷運藥物和其他生活用品等。
▲本文摘自《港九獨立大隊》,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