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鹽鐵論》:一部2000年前的現代著作?
時代背景
讀《鹽鐵論》,就得先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漢武帝(前156年 — 前87年)在位時,積極用兵四夷,他好大喜功,泰山封禪又虛耗了一大筆經費,導致國家財政入不敷支,為了滿足他無窮無盡的欲望,故不得不推行新經濟政策,以增加收入,內容大抵如下:
漢武帝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四年(前117——前113)推行「告緡令」,鼓勵百姓主動告發「瞞稅」的商人,告發者可分得被告者一半的家產,這造成爭相告密的風潮。由於沒有合理的財源保障,所以商人便失去了求富的推動力。此後,漢武帝又推行專賣政策,以解決國家用度不足的困難,這導致工商時代從此萎頓,資本主義也被消滅於萌芽之中。
據《史記·平準書》所記,其時「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 ,商人大多破產,人民也生活不了,惟有靠偷竊為生。同時,政府又把「民之所依」的山林池澤納入國家體制中,限制民間自行開發,嚴重衝擊人民的生計。社會經濟嚴重收縮。當時朝廷舉行了鹽鐵會議,當中的民間學者指出平準、均輸推行後,有官員利用權力強迫人民收買貨物,使之成了擾民之法,此與原來的設計相違背,致使人民怨聲載道。後來漢昭帝(前94——前74)繼位,政府不得不正視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遂出現了新經濟政策存廢的激烈爭論。
中西學說,殊途同歸
現代西方經濟學大概可分為兩大主流,一是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派(Neoliberalism),他們主張市場力量主導社會發展,國家應減少經濟干預行為,讓市場自主發展。另一派是凱恩斯學派(Keynesian Economics),他們主張以政府行為帶動經濟發展,特別是通過增加公共開支來刺激經濟。
中國歷史上絕不乏偉大的經濟思想學家及傳世著作,而《鹽鐵論》可謂當中的佼佼者。先秦至西漢年間,是中國經濟思想最發達、最旺盛的時代,造就了許多偉大的學人學說,而最令人驚嘆的莫過於「史家絕唱」的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前86)。經濟思想史學者趙靖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二)》說:「中國古代在西漢中葉形成了兩種國民經濟管理模式:平均主義的輕重論和放任主義的善因論。」桑弘羊(前152?——前80)是前者的代表,司馬遷就是後者的代表,鹽鐵會議的民間學者則介乎於兩者之間。近年,西方學術界也認為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學說足可與古典經濟學之父阿當.史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相提並論。
學術思想,多元並存
《鹽鐵論》是我們了解漢代學術思想的重要作品,書中的民間學者(賢良與文學),在老百姓的生計上考量,大力批判國家的干預行為,痛斥政策導致民不聊生,背離人民,言語中或多或少地傾向自由主義。他們反對官營工商業,提倡國家應減少不必要的管制,強調不應與民爭利,以此譏諷當朝的干預主義。難得的是,即使他們大力抨擊國家政策,但朝廷在鹽鐵會議後,拜他們為「大夫」,足見其胸襟,是真心締造真正的「和諧社會」。雖然雙方言辭激烈,半步不讓,但頗有「和而不同」之氣氛。
簡言之 ,《鹽鐵論》一書,為春秋戰國以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與國家主義兩大流派作了深刻的總結,也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思想,是研究古代社會經濟的寶貴材料。
*賢良文學為由地方推舉的知識分子。所謂賢良,出身都是各地豪富之民;文學,則是底層的儒家知識分子。
錯推政策,民不聊生
新經濟政策推出以來,民多疾苦,百姓對鹽、鐵、酒專賣感到厭惡。政府一改漢初容許民間自由買賣的做法,改為「民製官賣」的經營模式。鹽鐵是生活的必需品,需求彈性極低,官營以後,供應減少勢必使價格上升,這等於增加了間接稅收,直接加重人民的負擔。
當時人民對平準、均輸、告緡等政策多有不滿,政府希望多聽他們的意見,以作檢討。年僅十四歲的漢昭帝下旨,召集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徵詢他們的意見。是次會議重點討論當代社會經濟發展,也旁及國家的發展方向、用兵匈奴的合理性、王道與霸道的取捨、禮治與法治的高下,以及古今人物評價等重大議題。桑弘羊等人從國家財政的角度出發,力主干預行為有助增加國家收入,支持軍事擴張,大興土木,以壯國勢,主張「大政府,小市場」。他們以國家利益為最大考慮,堅持應先國家而後個人,又認為官僚生活奢侈是天經地義的,把貧富懸殊的現象合理化。桑弘羊等人又認為身無長物的賢良文學,連父母也供養不起,沒有資格討論國家大事。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宋敍五老師解釋為:「政府經濟政策的最善者,是順其自然,對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勢利導。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說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罰規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與民爭利。」由此可見,當時已有干預與自由經濟概念。
在自由主義者心目中,國家官員直接經營經濟活動,就是與民爭利,直接打壞了老百姓的飯碗,影響人民生活,是極不合理的,故必須加以痛斥。
賢良文學主張「躬親節儉,率以敦樸」,否定奢靡生活的傳統儒生,認為國家官員從事經濟活動雖可增加政府收入,有利國家的擴張,但此最終難免出現官員舞弊或以權謀私的情況,導致政策變質,物價飛漲,把人民推向無底的深淵。即使像平準、均輸等有利民生的政策,在實際執行之時,官員往往會濫用權力,以權謀私,終使良方變為惡法。有趣的是,當賢良文學指斥新法例極之擾民時,桑弘羊等人沒有加以否認,只強調政策的好處。他們又把貪污腐化歸咎於基層官員質素低下,並認為與政府高層無關。
雞蛋高牆,字字鏗鏘
《鹽鐵論》的前部分是鹽鐵會議的對話紀錄,主要討論社會經濟問題;而後部分則是會議後賢良文學拜別桑弘羊之時,對於應否用兵匈奴所起的辯論。民間的知識分子主張用和親、教化、德治來解決邊境衝突,而桑弘羊等則指他們過於理想化,只懂古是今非,他認為實行霸道,積極擴張才是硬道理。這十分值得「講霸道而不講王道」 ,認為「強權即公理」的現代人反思反省。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說過:「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桓寬在結語卷十〈雜論第六十〉中直指政府代表目光短淺,不講仁義,與他所認識的大道有所不同。
總言之,本書是了解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必讀的經典,也是讓今人反思的一面鏡子。
▲本文摘自《鹽鐵論(珍藏版》導讀,原題〈二千年後讀《鹽鐵論》〉,有刪減
書摘
《鹽鐵論》:一部2000年前的現代著作?
時代背景
讀《鹽鐵論》,就得先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漢武帝(前156年 — 前87年)在位時,積極用兵四夷,他好大喜功,泰山封禪又虛耗了一大筆經費,導致國家財政入不敷支,為了滿足他無窮無盡的欲望,故不得不推行新經濟政策,以增加收入,內容大抵如下:
漢武帝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四年(前117——前113)推行「告緡令」,鼓勵百姓主動告發「瞞稅」的商人,告發者可分得被告者一半的家產,這造成爭相告密的風潮。由於沒有合理的財源保障,所以商人便失去了求富的推動力。此後,漢武帝又推行專賣政策,以解決國家用度不足的困難,這導致工商時代從此萎頓,資本主義也被消滅於萌芽之中。
據《史記·平準書》所記,其時「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 ,商人大多破產,人民也生活不了,惟有靠偷竊為生。同時,政府又把「民之所依」的山林池澤納入國家體制中,限制民間自行開發,嚴重衝擊人民的生計。社會經濟嚴重收縮。當時朝廷舉行了鹽鐵會議,當中的民間學者指出平準、均輸推行後,有官員利用權力強迫人民收買貨物,使之成了擾民之法,此與原來的設計相違背,致使人民怨聲載道。後來漢昭帝(前94——前74)繼位,政府不得不正視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遂出現了新經濟政策存廢的激烈爭論。
中西學說,殊途同歸
現代西方經濟學大概可分為兩大主流,一是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派(Neoliberalism),他們主張市場力量主導社會發展,國家應減少經濟干預行為,讓市場自主發展。另一派是凱恩斯學派(Keynesian Economics),他們主張以政府行為帶動經濟發展,特別是通過增加公共開支來刺激經濟。
中國歷史上絕不乏偉大的經濟思想學家及傳世著作,而《鹽鐵論》可謂當中的佼佼者。先秦至西漢年間,是中國經濟思想最發達、最旺盛的時代,造就了許多偉大的學人學說,而最令人驚嘆的莫過於「史家絕唱」的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前86)。經濟思想史學者趙靖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二)》說:「中國古代在西漢中葉形成了兩種國民經濟管理模式:平均主義的輕重論和放任主義的善因論。」桑弘羊(前152?——前80)是前者的代表,司馬遷就是後者的代表,鹽鐵會議的民間學者則介乎於兩者之間。近年,西方學術界也認為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學說足可與古典經濟學之父阿當.史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相提並論。
學術思想,多元並存
《鹽鐵論》是我們了解漢代學術思想的重要作品,書中的民間學者(賢良與文學),在老百姓的生計上考量,大力批判國家的干預行為,痛斥政策導致民不聊生,背離人民,言語中或多或少地傾向自由主義。他們反對官營工商業,提倡國家應減少不必要的管制,強調不應與民爭利,以此譏諷當朝的干預主義。難得的是,即使他們大力抨擊國家政策,但朝廷在鹽鐵會議後,拜他們為「大夫」,足見其胸襟,是真心締造真正的「和諧社會」。雖然雙方言辭激烈,半步不讓,但頗有「和而不同」之氣氛。
簡言之 ,《鹽鐵論》一書,為春秋戰國以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與國家主義兩大流派作了深刻的總結,也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思想,是研究古代社會經濟的寶貴材料。
*賢良文學為由地方推舉的知識分子。所謂賢良,出身都是各地豪富之民;文學,則是底層的儒家知識分子。
錯推政策,民不聊生
新經濟政策推出以來,民多疾苦,百姓對鹽、鐵、酒專賣感到厭惡。政府一改漢初容許民間自由買賣的做法,改為「民製官賣」的經營模式。鹽鐵是生活的必需品,需求彈性極低,官營以後,供應減少勢必使價格上升,這等於增加了間接稅收,直接加重人民的負擔。
當時人民對平準、均輸、告緡等政策多有不滿,政府希望多聽他們的意見,以作檢討。年僅十四歲的漢昭帝下旨,召集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徵詢他們的意見。是次會議重點討論當代社會經濟發展,也旁及國家的發展方向、用兵匈奴的合理性、王道與霸道的取捨、禮治與法治的高下,以及古今人物評價等重大議題。桑弘羊等人從國家財政的角度出發,力主干預行為有助增加國家收入,支持軍事擴張,大興土木,以壯國勢,主張「大政府,小市場」。他們以國家利益為最大考慮,堅持應先國家而後個人,又認為官僚生活奢侈是天經地義的,把貧富懸殊的現象合理化。桑弘羊等人又認為身無長物的賢良文學,連父母也供養不起,沒有資格討論國家大事。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宋敍五老師解釋為:「政府經濟政策的最善者,是順其自然,對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勢利導。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說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罰規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與民爭利。」由此可見,當時已有干預與自由經濟概念。
在自由主義者心目中,國家官員直接經營經濟活動,就是與民爭利,直接打壞了老百姓的飯碗,影響人民生活,是極不合理的,故必須加以痛斥。
賢良文學主張「躬親節儉,率以敦樸」,否定奢靡生活的傳統儒生,認為國家官員從事經濟活動雖可增加政府收入,有利國家的擴張,但此最終難免出現官員舞弊或以權謀私的情況,導致政策變質,物價飛漲,把人民推向無底的深淵。即使像平準、均輸等有利民生的政策,在實際執行之時,官員往往會濫用權力,以權謀私,終使良方變為惡法。有趣的是,當賢良文學指斥新法例極之擾民時,桑弘羊等人沒有加以否認,只強調政策的好處。他們又把貪污腐化歸咎於基層官員質素低下,並認為與政府高層無關。
雞蛋高牆,字字鏗鏘
《鹽鐵論》的前部分是鹽鐵會議的對話紀錄,主要討論社會經濟問題;而後部分則是會議後賢良文學拜別桑弘羊之時,對於應否用兵匈奴所起的辯論。民間的知識分子主張用和親、教化、德治來解決邊境衝突,而桑弘羊等則指他們過於理想化,只懂古是今非,他認為實行霸道,積極擴張才是硬道理。這十分值得「講霸道而不講王道」 ,認為「強權即公理」的現代人反思反省。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說過:「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桓寬在結語卷十〈雜論第六十〉中直指政府代表目光短淺,不講仁義,與他所認識的大道有所不同。
總言之,本書是了解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必讀的經典,也是讓今人反思的一面鏡子。
▲本文摘自《鹽鐵論(珍藏版》導讀,原題〈二千年後讀《鹽鐵論》〉,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