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收藏有一部現存40冊、共三四百萬字的晚清州縣官日記，作者為杜鳳治。200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清代稿鈔本》第1輯，杜鳳治日記以《望鳧行館宦粵日記》為書名被全部影印收錄。不過，「望鳧行館宦粵日記」其實只是第1本封面的題署，以後各本封面的題署不盡相同，而日記之第37本後半部分到第41本所記係作者告病回浙江山陰故里後鄉居的內容，已非「宦粵日記」。

日記的第41本封面有「張篁溪先生遺存」長方形印章，「張篁溪」即張伯楨（1877—1946年），廣東東莞篁村人，近代著名學者、藏書家。1958年10月，張伯楨子張次溪曾致函容庚提及想出售家藏的《杜鳳治日記》。經容庚、周連寬先生的努力，該日記被中山大學收購，入藏歷史系資料室，21世紀後轉藏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藏部。這部日記入藏中山大學歷史系資料室幾十年間，知道的人不多，利用的人更少。20世紀，周連寬先生撰文做過介紹，冼玉清先生在研究廣東戲曲時也引用過。 在《清代稿鈔本》出版前，何文平的博士學位論文《盜匪問題與清末民初廣東社會（1875—1927）》亦引用過該日記。《清代稿鈔本》出版後，張研利用日記中杜鳳治任職廣寧知縣的部分，對清朝州縣對地方的控制、知縣衙門組織等問題做了研究。徐忠明利用日記的個別案例對清朝官員如何偵破、審理命案做了研究，論述非常精彩。陳志勇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該日記研究了同治、光緒年間官府演戲的情況及對戲劇的一些政策。王一娜在自己的著作和論文中引用了日記的若干記載。筆者也利用這部日記先後撰寫了幾篇論文。

這部日記份量很大，用較草的行書寫成，以蠅頭小字補寫、插寫之處甚多，有的地方簡直讓人眼花繚亂。杜鳳治又有自己的書寫習慣，不一定按照草書、行書的規範來寫，很不好辨認，他還喜歡用些冷僻的異體字。加之，杜鳳治是一名中下級官員，在史籍中相關記載極少，要重建他的歷史，難度相當大。日記涉及的人物數以千計，多數也是不見於史籍的小官、幕客、吏役、士紳、庶民等，又往往用字號、官職別稱、綽號、郡望等來稱呼，弄清日記中每位人物是誰已不容易，了解他們的事跡更難。日記中涉及徵收、緝捕、審判等事項，以及官場交往的禮儀等，往往與《會典》等官文書規定有出入，很多情況下必須結合其他文獻才讀得明白。鑒於以上種種，字面上讀懂這部日記已不容易。日記內容豐富，但又散亂，記載流於瑣碎，不少事情沒有下文，要在幾百萬字的日記中梳理出頭緒很費時間和心思。據筆者所知，《清代稿鈔本》影印出版後，不少學者知道這部日記的史料價值，但翻閱後就知難而退了，多數人也沒有足夠時間把這部幾百萬字的日記手稿仔細讀完，因此，日記中大量有價值的信息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筆者在近20年間一直閱讀這部日記，2011年在廣東省社會科學規劃辦申請了一個「杜鳳治日記研究」的項目，2012年又接受了廣東人民出版社點註這部日記的任務，因而得以反覆、認真地讀這部體量巨大、相當難讀的日記。在點註過程中，也隨手摘錄下一些自己覺得有趣的片段，這些摘錄就成為本書的基本史料。筆者對摘抄的日記做了認真的解讀，再參考其他文獻，結合鴉片戰爭以來廣東政治、社會、經濟的變化進行分析，旨在寫出一本介紹、研究杜鳳治日記的書。希望點註本出版後，杜鳳治日記會被更多研究者注意和利用。

本書主要探討以下問題：第一，杜鳳治的生平及日記的史料價值；第二，官員之間、官紳、官民的關係，並講述同治、光緒年間廣東各級官員的一些故事；第三，晚清州縣官的公務，包括主持考試、審理案件、地方教化、緝捕盜匪、管理省城、對外交涉等方面；第四，州縣錢糧催徵和州縣官的收支；第五，州縣官與士紳的合作與衝突。

對清代州縣制度、司法、賦稅、官員生活等問題，中外學者都做過深入研究，成果豐碩，但以往的論著對「細節」和「故事」注意不多，且基本沒有引用過杜鳳治日記，筆者寫這本書，很大程度上就是想提供一些以往或未被充分注意的「細節」或「故事」。因此，筆者在選擇「細節」或「故事」寫作本書時注意詳人所略、略人所詳。對前人已經做過系統深入研究的問題、學者都熟知的事就儘量不重複或少重複。例如，研究清代州縣制度的著作很多，但對州縣官如何管治大城市則很少論及，杜鳳治兩任南海知縣時是廣東省城（廣州）的「市長」之一，筆者對南海知縣與一般州縣官不同的公務就多花了些筆墨。又如，關於清代佐雜，目前有不少新成果，提出很多有新意的論點，促進了清代制度史的研究，但這些成果引用的州縣官著述不多，杜鳳治的日記則有很多關於州縣官與佐雜關係的記錄，對討論是否存在縣以下行政區劃的「佐雜分防制」以及「佐雜聽訟」等問題，都提供了很有意思的一手資料，故也稍微多寫。再如，對州縣衙門的書吏，學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故本書就沒有寫書吏的身份、選用、職責等問題，對書吏的舞弊也只順帶提及幾個比較有趣的事例，更多的篇幅寫了書吏役滿頂充時圍繞州縣官「公禮」的討價還價。杜鳳治作為知縣，所寫討價還價的細節真實可信，從中可反映州縣官如何分享書吏的非法收入，以往研究者不容易找到這樣的資料，所以本書就詳寫了。再如，前人有關清代州縣司法的論著對州縣官在羈押、死刑判決與執行等方面的權力論及不多，杜鳳治日記則有些前人或未注意的案例，所以，寫的時候也是以「前人或未注意」作為材料選取的原則。再如，學界對清代賦稅制度也有很多高水平研究成果，所以本書對賦稅制度就沒有多做討論（杜鳳治在日記中也沒從賦稅制度的角度多寫），而是側重寫了學界或未充分注意的州縣官率隊下鄉催徵、殷丁與士紳參與催徵、普遍以暴力手段催徵等事實與細節。

再如，清朝的基層政權設立在州縣，州縣官被稱為「親民之官」，但手上資源、人手畢竟有限，不可能有效地直接管治數以十萬計的轄區人口，而士紳階層在本地自有其雖非法定而實際存在的權力網絡，州縣官必須通過這個網絡才可以把官府的權威延伸到基層社會。對此，前人研究成果也很多，但杜鳳治筆下的廣東官紳關係有其特點，尤其是官府鼓勵、諭令設立的公局，是廣東士紳掌控鄉村基層社會的權力機構，這樣的機構在其他省份似乎少見，因此，筆者選取日記中官紳關係的史料時就比較注意有關公局、局紳等反映「廣東特點」的記載。

杜鳳治日記有關聽訟的記載，完全可作為一部清朝司法制度研究專著的核心史料，特別值得研究清代州縣司法的學者注意。研究清代州縣司法需要利用各種檔案與州縣官自己編寫印行的公牘、官箴書，但上述經過加工整理的文本通常不易反映州縣官審案時的真實思考過程，杜鳳治日記可以補充這方面的不足。本書舉了杜鳳治辦案的若干案例，主要不是想反映州縣官「如何」審案，而是想反映州縣官「為何」如此審案。對杜鳳治某些不顧案情、不合王法的判決，也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筆者主觀上希望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新史料，提出一些有啟發的新問題，但是否做到，也不敢太自信。此外，本書有些內容，筆者也知道學界同行並非沒有注意，但為論述方便，或者覺得頗有故事性，也寫了，只是寫的時候不展開，以免陳詞濫調太多。

杜鳳治大半生在官場浮沉，他對一切與做官有關的事都很感興趣，「宦海」、「官場」兩詞在日記中反覆出現，常說宦海險惡、宦海飄零、宦海無定、宦海艱辛、宦海升沉、宦海風波、浮湛宦海，又常說官場險惡、官場鄙陋、官場如戲場、官場如搶如奪、官場可笑、官場惡薄。杜鳳治對官場知之甚多，感慨極深，日記所記最多的是官場之事，故其日記是研究晚清官場不可多得、極具特色的史料。本書主要寫的也是晚清官場，故以《晚清官場鏡像——杜鳳治日記研究》為書名。「鏡像」是借用光學、幾何學的一個概念，書名的意思無非是說杜鳳治的日記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晚清官場的百態。不過，這面鏡子，有時是平面鏡，有時則是哈哈鏡，故成像效果各異。而且，「鏡子」只是比喻，「鏡子」中的「鏡像」不僅是散亂、扭曲的，而且是抽象的，因此，就需要分析和研究。

希望本書對於清代政治制度史、清代賦稅史、清代法制史、近代社會史、近代廣東地方史等領域的研究有些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