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金價創新高，香港打金業何以成明日黃花？
中國人喜愛黃金，因為它是富貴的象徵，代表尊貴和權威，寓意吉祥、喜氣和美麗。中國人對金飾情有獨鍾，不單視之為用於個人裝飾的商品，而且兼具投資和保值功能，因此，在華人聚居的地方，總會有金舖存在。
香港金飾業的發軔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中葉，香港的人口結構以華人社群為主體，不論富貧，對金飾也有需求，所以早年金舖大多開設於華人聚居地區，例如香港島的文咸東街、永樂街、皇后大道中一帶，及九龍半島的上海街，當時貨品的種類比較簡單，主要是手鐲、耳環、項鍊及戒指等。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香港金飾業迎來幾次發展機遇，首先在三十年代，由於內地政局動盪，不少在廣州的金舖經營者為了分散風險，紛紛南下在港澳設立分號，例如周大福等，加上中日戰事爆發，大量內地人士避居香港，在生活艱困下被迫變賣手上金器，令金舖生意暢旺；另一次在戰後初期，國共內戰爆發，加上國民黨政權無法穩定金融市場，金舖經營困難，不少如周生生等轉戰香江，因而壯大了整個香港金飾業的實力，為日後發展奠下基礎。
▲屹立於上海街超過一個世紀的胡和盛金行。攝於2021年。
戰後初期，百廢待興，香港社會普遍仍不富裕，普羅市民平日為口奔馳，家庭經濟大多緊絀，消費能力有限。此外，金舖存貨量也受制於當時香港政府的金舖三等制。由於不少金舖是小本經營，規模有限，故普遍只使用半邊舖營業，剩下一半舖面常會出租予其他經營者，或闢作經營其他業務，部分財力有限的商號經營者也會尋找與其他經營者共同承租舖位，以節省開銷。為了增加生意，有些金舖除了金飾，還會售賣鑽石、鐘錶、刀具、古董、藝術品，甚至是郵票和馬票等，同時兼營貨幣兌換及代辦僑匯，目的是吸引更多顧客進店，增加與顧客接觸的機會，讓店員可以藉機向他們銷售金飾或吸納他們將現款存進金舖裏。當然，有金舖主要出售自家製的金飾，只會在有需要時才接洽「行街」補充貨品。
▲1916年8月1日報章刊登天和金舖的廣告，除了出售金飾、錶鏈、戒指和珠鐲外，還有當時在華人社會尚未流行的鑽石。
金舖經營方式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中國人的社會關係是從內推展到外，以原生家庭為核心，再擴展至親戚、同宗、鄉黨、朋友等，這種關係基礎可以從香港金飾業的發展中找到，昔日香港的金舖大多是小本生意，以家庭式經營為主，有夫婦、兄弟間共同攜手，也有從親族或鄉里裏尋找合作伙伴，即使是今天在交易所上市的大型珠寶企業，追溯其最初的經營，也是離不開家庭或鄉里間合作的模式。
俗語有云：「同行如敵國」，但在香港金飾業中，同行之間又未必一定是「如敵國」，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也強調守望相助和眾志成城，這些高尚情操反映在店號之間相互幫忙及互相支援，每逢旺季買金者眾，商號的貨源未能應付，又或遇有顧客要求特別的款式，商號一時之間未能滿足，皆會向鄰近好友的商號尋找支援，借金或借貨以解決燃眉之急。另外，早年香港社會治安不靖，警力不足，商號間為求自保，皆會聯合起來組織巡邏隊，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務求防範針對金舖的劫案，並將損失減到最低。
▲1931年10月12日《工商晚報》報道上環各金舖決辦聯防，體現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睦鄰友好、互相幫助和相互照應的精神。
香港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走上發展工業的道路，輕工業當時得令，大量青年加入製造業成為學徒，希望學得一技之長，有朝一天能夠晉身成為師傅，這是當時不少人向上流動的方式。不過，以打金行業為例，要成為師傅必須有堅強的意志和忍耐力，因為學徒的學習生涯一般長達三至五年，雖然師傅普遍會供給住宿和伙食，但學徒也需應付不少與生產無關的「下欄」工作，間中或會受到其他年資較深的學徒欺凌。由於「滿師」與否全憑師傅的主觀判斷，故此學徒一般不敢隨便開罪師傅。學徒在「滿師」後的出路不外是繼續跟隨師傅工作，或是自立門戶開設打金工場，收入多寡全憑個人際遇和生產能力，工藝水平高且生產力強的師傅一般是「件薪」，以六七十年代的情況而言，其每月所獲得的薪酬相比起白領的管理階層也毫不遜色。
▲打金用的錘。透過反覆敲打，使金塊產生變形的效果。
在機器未曾普及應用之前，一般的工序包括「熔金」、「吸模」、「轆片」、「掐絲」、「錘鍱」、「批花」、「鑲作」、「打磨」等，都是打金師傅以全人手方式進行。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各式機器被廣泛引進和使用，節省了時間和成本，大大提升了打金工場的生產能力，昔日打金師傅每天只能生產十多件金飾，有了機器後可以在很短時間內製造出數百件產品。然而，機器只能做到量產，如果遇上有特別要求的訂單，機器就難以處理，必須由打金師傅按客人要求個別完成。此外，一台機器的成本不菲，規模較大的打金工場當然有能力負擔，但對於大部分中小型的打金工場，購買機器是一筆鉅大投資，決定前需要經過各持份者非常審慎的考慮，而且後工序的階段還是需要由打金師傅在機器的幫助下完成，例如打磨。另外，金飾維修涉及不同範疇，對打金師傅的要求更高，實非機器所能完全替代。
筆者認為機器的應用對本港打金業的衝擊並非致命性，因為機器的廣泛使用充其量只會影響傳統打金手藝的傳承，只要打金師傅能夠隨時代轉型，成為機器的操作者，整個打金行業在現代化大潮下仍可繼續發展。真正令整個行業變成夕陽，是金飾生產地點的轉變。
香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後，百物騰貴，生產成本大增，與此同時，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推出種種優惠措施，吸引香港資金返內地投資，在推力和拉動兩方面影響下，造成大量金飾製造廠或打金工場北移，對本地打金師傅的需求量因而大幅減少。短期而言，打金師傅隨工場北上是延續其職業生涯的一個途徑，但相比內地聘用的師傅，本港師傅的薪酬畢竟高很多，故此僱主大多只視聘用香港師傅為過渡性安排，期望他們能夠充當教練角色，培訓內地師傅，讓後者在未來可以順利接棒。行業缺乏前景，尤其當香港走向知識型經濟，以第三產業作為發展重心，年青人入行的意欲自然不高，本港打金業逐漸成為明日黃花，現在只能依靠老師傅們苦苦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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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飾業的發軔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中葉，香港的人口結構以華人社群為主體，不論富貧，對金飾也有需求，所以早年金舖大多開設於華人聚居地區，例如香港島的文咸東街、永樂街、皇后大道中一帶，及九龍半島的上海街，當時貨品的種類比較簡單，主要是手鐲、耳環、項鍊及戒指等。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香港金飾業迎來幾次發展機遇，首先在三十年代，由於內地政局動盪，不少在廣州的金舖經營者為了分散風險，紛紛南下在港澳設立分號，例如周大福等，加上中日戰事爆發，大量內地人士避居香港，在生活艱困下被迫變賣手上金器，令金舖生意暢旺；另一次在戰後初期，國共內戰爆發，加上國民黨政權無法穩定金融市場，金舖經營困難，不少如周生生等轉戰香江，因而壯大了整個香港金飾業的實力，為日後發展奠下基礎。
▲屹立於上海街超過一個世紀的胡和盛金行。攝於2021年。
戰後初期，百廢待興，香港社會普遍仍不富裕，普羅市民平日為口奔馳，家庭經濟大多緊絀，消費能力有限。此外，金舖存貨量也受制於當時香港政府的金舖三等制。由於不少金舖是小本經營，規模有限，故普遍只使用半邊舖營業，剩下一半舖面常會出租予其他經營者，或闢作經營其他業務，部分財力有限的商號經營者也會尋找與其他經營者共同承租舖位，以節省開銷。為了增加生意，有些金舖除了金飾，還會售賣鑽石、鐘錶、刀具、古董、藝術品，甚至是郵票和馬票等，同時兼營貨幣兌換及代辦僑匯，目的是吸引更多顧客進店，增加與顧客接觸的機會，讓店員可以藉機向他們銷售金飾或吸納他們將現款存進金舖裏。當然，有金舖主要出售自家製的金飾，只會在有需要時才接洽「行街」補充貨品。
▲1916年8月1日報章刊登天和金舖的廣告，除了出售金飾、錶鏈、戒指和珠鐲外，還有當時在華人社會尚未流行的鑽石。
金舖經營方式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色彩。中國人的社會關係是從內推展到外，以原生家庭為核心，再擴展至親戚、同宗、鄉黨、朋友等，這種關係基礎可以從香港金飾業的發展中找到，昔日香港的金舖大多是小本生意，以家庭式經營為主，有夫婦、兄弟間共同攜手，也有從親族或鄉里裏尋找合作伙伴，即使是今天在交易所上市的大型珠寶企業，追溯其最初的經營，也是離不開家庭或鄉里間合作的模式。
俗語有云：「同行如敵國」，但在香港金飾業中，同行之間又未必一定是「如敵國」，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也強調守望相助和眾志成城，這些高尚情操反映在店號之間相互幫忙及互相支援，每逢旺季買金者眾，商號的貨源未能應付，又或遇有顧客要求特別的款式，商號一時之間未能滿足，皆會向鄰近好友的商號尋找支援，借金或借貨以解決燃眉之急。另外，早年香港社會治安不靖，警力不足，商號間為求自保，皆會聯合起來組織巡邏隊，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務求防範針對金舖的劫案，並將損失減到最低。
▲1931年10月12日《工商晚報》報道上環各金舖決辦聯防，體現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睦鄰友好、互相幫助和相互照應的精神。
香港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走上發展工業的道路，輕工業當時得令，大量青年加入製造業成為學徒，希望學得一技之長，有朝一天能夠晉身成為師傅，這是當時不少人向上流動的方式。不過，以打金行業為例，要成為師傅必須有堅強的意志和忍耐力，因為學徒的學習生涯一般長達三至五年，雖然師傅普遍會供給住宿和伙食，但學徒也需應付不少與生產無關的「下欄」工作，間中或會受到其他年資較深的學徒欺凌。由於「滿師」與否全憑師傅的主觀判斷，故此學徒一般不敢隨便開罪師傅。學徒在「滿師」後的出路不外是繼續跟隨師傅工作，或是自立門戶開設打金工場，收入多寡全憑個人際遇和生產能力，工藝水平高且生產力強的師傅一般是「件薪」，以六七十年代的情況而言，其每月所獲得的薪酬相比起白領的管理階層也毫不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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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機器的應用對本港打金業的衝擊並非致命性，因為機器的廣泛使用充其量只會影響傳統打金手藝的傳承，只要打金師傅能夠隨時代轉型，成為機器的操作者，整個打金行業在現代化大潮下仍可繼續發展。真正令整個行業變成夕陽，是金飾生產地點的轉變。
香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後，百物騰貴，生產成本大增，與此同時，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推出種種優惠措施，吸引香港資金返內地投資，在推力和拉動兩方面影響下，造成大量金飾製造廠或打金工場北移，對本地打金師傅的需求量因而大幅減少。短期而言，打金師傅隨工場北上是延續其職業生涯的一個途徑，但相比內地聘用的師傅，本港師傅的薪酬畢竟高很多，故此僱主大多只視聘用香港師傅為過渡性安排，期望他們能夠充當教練角色，培訓內地師傅，讓後者在未來可以順利接棒。行業缺乏前景，尤其當香港走向知識型經濟，以第三產業作為發展重心，年青人入行的意欲自然不高，本港打金業逐漸成為明日黃花，現在只能依靠老師傅們苦苦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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