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古代一紙婚書，有法律效力嗎？
在文學作品中，愛情與婚姻似乎天然緊密相連；然而在現實世界，愛情與婚姻卻往往並不同步。愛情是一種體驗，時常不受道德倫理所控制；而婚姻卻是一份契約，需要守護某種社會利益——在古代中國，婚姻更帶着「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的政治使命，體現出極為嚴肅的一面。恰如《魏書·帝紀》中所言：「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三綱之首；禮之重者，莫過於斯。」
古代中國的婚姻制度體現着朝廷進行對於綱常名教的理解，這種理解自始便沒有為愛情留下絲毫空間。時過境遷，後人在面對婚姻時已經能夠更自由地「以愛為名」，因此很難品味婚姻一事在古人心中的細微感知。所幸，有一樣東西流傳下來，讓後人能夠穿越時間之幕一窺古人婚姻背後的故事。這樣東西，就是婚書。
▲《送親圖卷》（局部）
《與郗家論婚書》是現存最早的婚書文字記載，為王羲之為其子王獻之求親所做。這封婚書洋洋數百字，其內容大半在講述王氏一門的五代職官履歷，以證明其身世足以與郗氏門當戶對，直到最後才談及主角王獻之「少有清譽，善隸書，咄咄逼人」和郗道茂「淑質直亮，確懿純美」。通體而言，《與郗家論婚書》中豪門士族之間聯姻意味非常明顯，這封婚書與其說是王獻之與郗道茂的婚書，倒不如說是琅琊王氏與高平郗氏的婚書。
▲《與郗家論婚書》（局部）
王羲之所處的時代正是門閥士族的時代，士大族階層極重門第出身，故而六禮中的等級制度被層層加碼。這一傾向影響深遠，直到唐代，士大夫階層依然保持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的慣性。
不過，唐代的三書出現了一個重大發展：婚書正式成為法律文本，這意味着婚書法制的那一面漸漸「覺醒」。
《唐律疏議．戶婚》規定：「諸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知夫身老幼疾殘養庶之類）而輒悔者，杖六十；雖無許婚之書，但受聘財（聘財無多少之限，酒食非。以財為酒食者，亦同聘財）亦是。若更許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可以看出，唐代一方面承認了民間婚書甚至是私約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更強調規範婚書所帶來的財產糾紛問題，更直接明確了聘財在婚約中的地位，這使得唐代婚書在具有禮制色彩的同時，突破了「禮不下庶人」的傳統，具備了面向所有階層的普世性—這可以說是唐代法治重要發展。
唐代婚書為複書式，由正書和別紙組成。正書多虛文套話，表達求婚之意；別書記載男女雙方姓名、年齡等基本信息。男方父母未婚所用的叫「通婚書」，女方父母收到後若同意將回書，這封書則是「答婚書」。雖然庶人不嚴格遵守六禮，但所用的婚書依然有較強的儀式感，吳玉貴著《中國風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中描寫到婚書當「用好紙，楷書寫成，放入楊木或楠木的禮函中。禮函的尺寸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長一尺二寸，法十二月；寬一寸二分，象十二時；木板厚二分，象二儀；蓋厚三分，象三才；函內寬八分，象八節。」
唐代婚書代表了禮制與法治的結合，是古代中國婚姻制度的一大進步。不過這一創新在當時也遭受到了非議，如顏真卿便曾於建中元年（780年）上奉，認為婚書「出自近代，事無經據，請罷勿用」。顏真卿抵制的是婚書「事無經據」，其實更是婚書所體現的法制對傳統禮制的侵襲。然而，婚書非但沒有被取締，其生命力反而愈加頑強。
中國古代婚書的發展源遠流長且脈絡複雜，但大致體現出由禮制向法制過渡的特徵，直到封建王朝的末世清代，婚書已經變成單純的一紙法律憑證，六禮所代表的傳統色彩已經非常淡薄。民國時期，婚書格式愈加固定化，男女雙方只要到書局或紙店習一式兩份的「訂婚書」，填上相關信息，由結婚人、介紹人、主婚人、證婚人在婚書上簽章，婚姻關係就正式成立了——唯一不同的是，根據1914年北洋政府《關於人事憑證貼用印花條例》和1934年《印花稅法》的規定，婚書須貼印花、依法向國家納稅方才受國家保護。再到後來，介紹人、主婚人、證婚人這些角色也一一淡去，夫妻間的「結婚證」，就真的只和婚姻本身相關了。
▲民國婚書
▲孫中山宋慶齡的婚書
不過，婚姻是否距離愛情更近了呢？這永遠不是一個法律問題。
▲本文摘自《法律物語——藏在器物裏的法律故事》，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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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一紙婚書，有法律效力嗎？
在文學作品中，愛情與婚姻似乎天然緊密相連；然而在現實世界，愛情與婚姻卻往往並不同步。愛情是一種體驗，時常不受道德倫理所控制；而婚姻卻是一份契約，需要守護某種社會利益——在古代中國，婚姻更帶着「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的政治使命，體現出極為嚴肅的一面。恰如《魏書·帝紀》中所言：「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三綱之首；禮之重者，莫過於斯。」
古代中國的婚姻制度體現着朝廷進行對於綱常名教的理解，這種理解自始便沒有為愛情留下絲毫空間。時過境遷，後人在面對婚姻時已經能夠更自由地「以愛為名」，因此很難品味婚姻一事在古人心中的細微感知。所幸，有一樣東西流傳下來，讓後人能夠穿越時間之幕一窺古人婚姻背後的故事。這樣東西，就是婚書。
▲《送親圖卷》（局部）
《與郗家論婚書》是現存最早的婚書文字記載，為王羲之為其子王獻之求親所做。這封婚書洋洋數百字，其內容大半在講述王氏一門的五代職官履歷，以證明其身世足以與郗氏門當戶對，直到最後才談及主角王獻之「少有清譽，善隸書，咄咄逼人」和郗道茂「淑質直亮，確懿純美」。通體而言，《與郗家論婚書》中豪門士族之間聯姻意味非常明顯，這封婚書與其說是王獻之與郗道茂的婚書，倒不如說是琅琊王氏與高平郗氏的婚書。
▲《與郗家論婚書》（局部）
王羲之所處的時代正是門閥士族的時代，士大族階層極重門第出身，故而六禮中的等級制度被層層加碼。這一傾向影響深遠，直到唐代，士大夫階層依然保持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的慣性。
不過，唐代的三書出現了一個重大發展：婚書正式成為法律文本，這意味着婚書法制的那一面漸漸「覺醒」。
《唐律疏議．戶婚》規定：「諸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知夫身老幼疾殘養庶之類）而輒悔者，杖六十；雖無許婚之書，但受聘財（聘財無多少之限，酒食非。以財為酒食者，亦同聘財）亦是。若更許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可以看出，唐代一方面承認了民間婚書甚至是私約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更強調規範婚書所帶來的財產糾紛問題，更直接明確了聘財在婚約中的地位，這使得唐代婚書在具有禮制色彩的同時，突破了「禮不下庶人」的傳統，具備了面向所有階層的普世性—這可以說是唐代法治重要發展。
唐代婚書為複書式，由正書和別紙組成。正書多虛文套話，表達求婚之意；別書記載男女雙方姓名、年齡等基本信息。男方父母未婚所用的叫「通婚書」，女方父母收到後若同意將回書，這封書則是「答婚書」。雖然庶人不嚴格遵守六禮，但所用的婚書依然有較強的儀式感，吳玉貴著《中國風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中描寫到婚書當「用好紙，楷書寫成，放入楊木或楠木的禮函中。禮函的尺寸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長一尺二寸，法十二月；寬一寸二分，象十二時；木板厚二分，象二儀；蓋厚三分，象三才；函內寬八分，象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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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婚書的發展源遠流長且脈絡複雜，但大致體現出由禮制向法制過渡的特徵，直到封建王朝的末世清代，婚書已經變成單純的一紙法律憑證，六禮所代表的傳統色彩已經非常淡薄。民國時期，婚書格式愈加固定化，男女雙方只要到書局或紙店習一式兩份的「訂婚書」，填上相關信息，由結婚人、介紹人、主婚人、證婚人在婚書上簽章，婚姻關係就正式成立了——唯一不同的是，根據1914年北洋政府《關於人事憑證貼用印花條例》和1934年《印花稅法》的規定，婚書須貼印花、依法向國家納稅方才受國家保護。再到後來，介紹人、主婚人、證婚人這些角色也一一淡去，夫妻間的「結婚證」，就真的只和婚姻本身相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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