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里斯本丸」的故事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這本書成書至今已有20 年了,當時我寫得十分匆忙。

童年時的我對歷史其實並不感興趣。我出生於英國的一個鄉村地區,儘管那時戰爭已經結束了14年,但那裏卻依然籠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之下。當然,那片土地也曾發生過其他的歷史事件:早期的人們製造燧石工具、歐洲大陸的入侵者來來去去、黑死病奪去了半數人的性命,隨後「羊毛繁榮」(羊羣與其帶來的巨大財富)改善了當地人的生活。但是,二戰改變了這一切。

我年幼時只知道能在田野中找到子彈和炸彈的殘骸,而漸漸地,我開始對這些東西所訴說的故事着迷。大學畢業後,我搬到了歐洲,先後在荷蘭殼牌石油公司的研發部門和意大利的歐洲航天局工作,也順帶了解了這些國家的歷史。所以,當我最終來到香港時,已經30歲左右了,年紀稍長,也多了些許智慧,已準備好去研究這座城市的歷史了。

我很幸運。大約在40年前某個晴朗的日子,我漫步在香港島南岸,無意間看到一戶人家的花園裏有一堆家用品,那是一家德國人,他們在香港生活多年,即將返回祖國。在那堆東西的最上面,放着一本有關香港戰時歷史的書。我詢問對方能否將其送給我,他們欣然應允了。

我一口氣讀完了那本書,直到深夜才入眠。但隔天早上(是個周日),我一大早便搭計程車前往書中提到的一個地方—黃泥涌峽,當年香港守軍與日軍曾在此爆發了激烈的戰鬥。我一到那裏,就在地上找到了一枚日製6.5毫米的有阪步槍彈殼,並將它撿了起來。那一刻,我手中握着歷史,人生因此而改變,我徹底為之着迷。

我一直熱衷於寫作,離開英國之後,每年都為自己設定一個寫作計劃,有時寫電影劇本、廣播劇,還有喜劇作品,或者是一些如今讀來都令我尷尬不已的浪漫小說。1999年,我寫了一本書作為聖誕禮物送給父母。這本書裏有12 篇鬼故事,風格模仿的是維多利亞時代末期英國鬼故事的奠基者M.R.詹姆斯。不過,我的故事全部發生在我父母居住的英國小村莊裏,那也是我成長的地方。

當那本「小書」印刷、包裝並寄出後,我便開始思索2000年的寫作計劃。自從找到那枚日本步槍的子彈殼後,我一直在收集有關香港戰事的書籍、文章與文物,並意識到,這些資料與筆記也許能夠為一本書的寫作打下基礎。於是就將當年的寫作計劃確定為寫一本關於日軍入侵香港的歷史作品。

最初我並不打算做原創研究,只想蒐集所有的一手和二手資料,再將它們整合為一份「完美」的戰史。但我趕上了好時候—萬維網誕生了。我建立了第一個專門講述香港保衞戰的網站(www.hongkongwardiary.com),而它打開了數千扇門。那時還沒有谷歌,也不夠「現代」,但藉助當時的搜索引擎,凡是對那段香港歷史有興趣的人都能找到我。我會回答他們的問題,也會反過來請教他們是否有信息可以提供。如果他們是當年駐港士兵的子女(很多人都是),他們常常會將父母遺留下來的信件、日記與其他文件交給我。那時,很多與我聯繫的就是那些已經年邁的老兵本人,垂暮之年的他們渴望有人講述自己的故事。

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寫了一部關於1941年12月香港保衞戰的作品。這個項目一直延續到了2002年,才得以出版,書名叫Not The Slightest Chance(《絕無可能》)。但這本書卻給我留下了一個問題—很多接受過我採訪的老兵,以及許多家屬(那些死於戰俘營的人和在此後歲月中去世的人的家屬們),都向我提到了同一艘船:「里斯本丸」。

「里斯本丸」

這就是我為何如此急迫的原因。

2003年,第一本書出版之後,我立刻開始着手寫「里斯本丸」的故事,因為那些老兵所告訴我的,是一個近乎完美的三幕式悲劇,完美得讓我難以相信之前從未有人寫過它。第一幕,戰俘們在戰鬥中倖存了下來,被一艘船送往日本當奴工;第二幕,船被擊沉,數百人喪命;第三幕,命運讓一些人活了下來,但就在他們獲救的關鍵時刻,劇情又出現了殘酷的反轉,幾人因颱風造成的空難而不幸身亡。所以,我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在倖存者們尚還健在的時候完成這本書。

不久之後,我寫出了一份尚不成熟的七萬字草稿,興奮地寄給了我的出版商,而他又將其轉交給了一位對此類題材有所研究的大學教授進行評審。很快,出版商就收到了回覆。

出版商是一位英國紳士,他打電話給我說,在他給我讀這份評審意見之前,我應該坐下來給自己倒一大杯杜松子酒。那份評審的開頭還不錯,上面寫道(大意如此),「班納姆沒有犯太多的打字錯誤」。但接下來的內容卻對我大加批評:班納姆遺漏了這個,也忽視了那個;班納姆未參考以下檔案資料;班納姆對美國潛艇兵的描寫過於單一,等等等等。

我開心至極,如果這樣的酷評出現在書出版之後,那將會是致命的打擊,但它們在出版前被提出來卻價值千金。這份審稿意見本質上是一份指南,它告訴我應該「如何把研究做得專業到位」。我認真跟進了每一條線索、建議和批評,結果這本書比原初的版本好了十倍。

但真正讓這本書獲得成功的是倖存者們自己。「里斯本丸」上的經歷是如此痛苦,以至於他們將這段記憶深埋心底多年,甚至都無法向自己的家人和子女們傾訴,因為那實在太過痛苦、有着太多的情緒了。但後來,我就是在那個恰到好處的時間節點(他們意識到如果不講出這些故事,它們終將隨自己一同葬入泥土)出現了。而我只是一個無名之輩。老兵們可以和我交談,是因為彼此之間沒有情感負擔。再加之,我已做足了功課,對他們的經歷十分了解,這就能夠彌合我們之間的隔閡。有些人甚至伏在我肩頭,放聲痛哭,傾訴着多年來的心事。若早十年,他們可能仍會選擇沉默;若晚十年,就太遲了。幸運的是,我來得剛剛好,這本書也就此而誕生了。如今,倖存者們都已謝世,他們去與那些在船上、在外海、在日軍戰俘營、在回國途中,以及在此後漫長歲月裏日漸凋零的戰友們團聚了。

他們的故事早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也成了我的故事。這是一種怎樣的感覺,我雖嘴上說不清楚,但卻心若明鏡。他們一個個都離去了,劇終人散,獨獨留下我一人。歲月荏苒,空留一人。

我是唯一留下的人。


▲本文為《里斯本丸沉沒》作者托尼·班納姆為繁體中文版所撰新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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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丸」的故事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這本書成書至今已有20 年了,當時我寫得十分匆忙。

童年時的我對歷史其實並不感興趣。我出生於英國的一個鄉村地區,儘管那時戰爭已經結束了14年,但那裏卻依然籠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之下。當然,那片土地也曾發生過其他的歷史事件:早期的人們製造燧石工具、歐洲大陸的入侵者來來去去、黑死病奪去了半數人的性命,隨後「羊毛繁榮」(羊羣與其帶來的巨大財富)改善了當地人的生活。但是,二戰改變了這一切。

我年幼時只知道能在田野中找到子彈和炸彈的殘骸,而漸漸地,我開始對這些東西所訴說的故事着迷。大學畢業後,我搬到了歐洲,先後在荷蘭殼牌石油公司的研發部門和意大利的歐洲航天局工作,也順帶了解了這些國家的歷史。所以,當我最終來到香港時,已經30歲左右了,年紀稍長,也多了些許智慧,已準備好去研究這座城市的歷史了。

我很幸運。大約在40年前某個晴朗的日子,我漫步在香港島南岸,無意間看到一戶人家的花園裏有一堆家用品,那是一家德國人,他們在香港生活多年,即將返回祖國。在那堆東西的最上面,放着一本有關香港戰時歷史的書。我詢問對方能否將其送給我,他們欣然應允了。

我一口氣讀完了那本書,直到深夜才入眠。但隔天早上(是個周日),我一大早便搭計程車前往書中提到的一個地方—黃泥涌峽,當年香港守軍與日軍曾在此爆發了激烈的戰鬥。我一到那裏,就在地上找到了一枚日製6.5毫米的有阪步槍彈殼,並將它撿了起來。那一刻,我手中握着歷史,人生因此而改變,我徹底為之着迷。

我一直熱衷於寫作,離開英國之後,每年都為自己設定一個寫作計劃,有時寫電影劇本、廣播劇,還有喜劇作品,或者是一些如今讀來都令我尷尬不已的浪漫小說。1999年,我寫了一本書作為聖誕禮物送給父母。這本書裏有12 篇鬼故事,風格模仿的是維多利亞時代末期英國鬼故事的奠基者M.R.詹姆斯。不過,我的故事全部發生在我父母居住的英國小村莊裏,那也是我成長的地方。

當那本「小書」印刷、包裝並寄出後,我便開始思索2000年的寫作計劃。自從找到那枚日本步槍的子彈殼後,我一直在收集有關香港戰事的書籍、文章與文物,並意識到,這些資料與筆記也許能夠為一本書的寫作打下基礎。於是就將當年的寫作計劃確定為寫一本關於日軍入侵香港的歷史作品。

最初我並不打算做原創研究,只想蒐集所有的一手和二手資料,再將它們整合為一份「完美」的戰史。但我趕上了好時候—萬維網誕生了。我建立了第一個專門講述香港保衞戰的網站(www.hongkongwardiary.com),而它打開了數千扇門。那時還沒有谷歌,也不夠「現代」,但藉助當時的搜索引擎,凡是對那段香港歷史有興趣的人都能找到我。我會回答他們的問題,也會反過來請教他們是否有信息可以提供。如果他們是當年駐港士兵的子女(很多人都是),他們常常會將父母遺留下來的信件、日記與其他文件交給我。那時,很多與我聯繫的就是那些已經年邁的老兵本人,垂暮之年的他們渴望有人講述自己的故事。

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寫了一部關於1941年12月香港保衞戰的作品。這個項目一直延續到了2002年,才得以出版,書名叫Not The Slightest Chance(《絕無可能》)。但這本書卻給我留下了一個問題—很多接受過我採訪的老兵,以及許多家屬(那些死於戰俘營的人和在此後歲月中去世的人的家屬們),都向我提到了同一艘船:「里斯本丸」。

「里斯本丸」

這就是我為何如此急迫的原因。

2003年,第一本書出版之後,我立刻開始着手寫「里斯本丸」的故事,因為那些老兵所告訴我的,是一個近乎完美的三幕式悲劇,完美得讓我難以相信之前從未有人寫過它。第一幕,戰俘們在戰鬥中倖存了下來,被一艘船送往日本當奴工;第二幕,船被擊沉,數百人喪命;第三幕,命運讓一些人活了下來,但就在他們獲救的關鍵時刻,劇情又出現了殘酷的反轉,幾人因颱風造成的空難而不幸身亡。所以,我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在倖存者們尚還健在的時候完成這本書。

不久之後,我寫出了一份尚不成熟的七萬字草稿,興奮地寄給了我的出版商,而他又將其轉交給了一位對此類題材有所研究的大學教授進行評審。很快,出版商就收到了回覆。

出版商是一位英國紳士,他打電話給我說,在他給我讀這份評審意見之前,我應該坐下來給自己倒一大杯杜松子酒。那份評審的開頭還不錯,上面寫道(大意如此),「班納姆沒有犯太多的打字錯誤」。但接下來的內容卻對我大加批評:班納姆遺漏了這個,也忽視了那個;班納姆未參考以下檔案資料;班納姆對美國潛艇兵的描寫過於單一,等等等等。

我開心至極,如果這樣的酷評出現在書出版之後,那將會是致命的打擊,但它們在出版前被提出來卻價值千金。這份審稿意見本質上是一份指南,它告訴我應該「如何把研究做得專業到位」。我認真跟進了每一條線索、建議和批評,結果這本書比原初的版本好了十倍。

但真正讓這本書獲得成功的是倖存者們自己。「里斯本丸」上的經歷是如此痛苦,以至於他們將這段記憶深埋心底多年,甚至都無法向自己的家人和子女們傾訴,因為那實在太過痛苦、有着太多的情緒了。但後來,我就是在那個恰到好處的時間節點(他們意識到如果不講出這些故事,它們終將隨自己一同葬入泥土)出現了。而我只是一個無名之輩。老兵們可以和我交談,是因為彼此之間沒有情感負擔。再加之,我已做足了功課,對他們的經歷十分了解,這就能夠彌合我們之間的隔閡。有些人甚至伏在我肩頭,放聲痛哭,傾訴着多年來的心事。若早十年,他們可能仍會選擇沉默;若晚十年,就太遲了。幸運的是,我來得剛剛好,這本書也就此而誕生了。如今,倖存者們都已謝世,他們去與那些在船上、在外海、在日軍戰俘營、在回國途中,以及在此後漫長歲月裏日漸凋零的戰友們團聚了。

他們的故事早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也成了我的故事。這是一種怎樣的感覺,我雖嘴上說不清楚,但卻心若明鏡。他們一個個都離去了,劇終人散,獨獨留下我一人。歲月荏苒,空留一人。

我是唯一留下的人。


▲本文為《里斯本丸沉沒》作者托尼·班納姆為繁體中文版所撰新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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