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活着的人，不要忽略他們為何而死
死亡不是令人想到神聖祭壇的莊嚴，使人肅然起敬；就是噤若寒蟬，多所忌諱。然而，它卻是生活中最「平常」的現象。我們幾乎每一天都會對死亡耳有所聞，眼有所見，不論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死亡，就在身邊。
透過種類繁多的傳播媒介，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世界各地有關死亡的真實報導，當中包括各類人為的意外、罪惡、戰禍，以及自然災害等等。此外，在我們難得清閒，怡然自得之時隨手拈看一本小說或電影，無論是嚴肅的、浪漫的，它們的內容雖只是虛構產物，但在一些緊張刺激的冒險旅程或生死廝殺的場面中，死亡的情節，最能震人肺腑、感動心弦。
縱使我們對外間事物完全不聞不問，我們的生活其實與死亡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試想：我們滿足口腹之慾的食糧，不就是曾經生存過的動物或植物嗎？我們治病的時候，不就是要把有害的細菌大舉殲滅嗎？自然界中各種動物都奉行弱肉強食的天道，殺戮連場，犧牲其他動物的生命，才能延續生命。牠們每天每刻一直與死亡打交道，直至畢命。
死亡既然與我們的生命有着如此密切的關係，我們自然應該正視它、審慎地理解它。
《奇蹟》的作者吉兒·泰勒曾因急性左腦中風，其行走、說話、閱讀、寫字，甚至記憶等能力大大減退，《潛水鐘與蝴蝶》的作者尚 · 多明尼克 · 鮑比也因一次嚴重中風，全身癱瘓，只能眨動一隻眼睛與他人溝通，每天單調地轉動單眼讓身邊人把字母逐個記下，藉此著書立說。
兩位作者細膩地撰寫出他們大病期間的一切經歷，讓讀者窺探其內心世界，讓讀者深感他們的意志力之驚人，生命動力之無盡止，竭盡力氣擺脫困鎖之堅毅。他們二人可謂處於生死之間，存活於瀕死的狀態中，其生與其死的界線不再清楚劃分。
觀視他們，我們還可以獨說何謂「死」或何謂「生」？又或是我們可以藉他們的景況，知悉死生之間的關聯？從中可以領會死與生的意義嗎？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罹患了腦癌，一天復一天地失去說話能力，視覺範圍亦逐漸縮小，四肢也慢慢麻痺僵化。在她生命中僅餘九個月的存活時間裏，她寫了很多封信，刻意留給她的家人。另一位五十多歲的會計師事務所的總裁同樣患了腦癌，醫生宣判他的壽命只剩三到六個月的時間。他毅然辭去所有的職務，把握住有限的生命，將其積極規劃為「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小女孩以逐漸癱瘓的雙手，寄愛意予她的父母；從她父母的角度看，女兒耗盡生命的一點一滴，為他們帶來永遠忘卻不了的那種對活着的堅持，送給了他們能夠賴以活下去的力量。位居高位的總裁從診斷患上末期癌症之日始，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裏，透過親身表達出一個事業有成的強者面對生命的脆弱、對死亡坦然的故事。
顯然可見，不論是小女孩還是總裁，皆以己身引證了人類精神的力量。從他們的故事中，我們無疑可以找到「如何活着」的意義，更可以領悟「活得如何」才能夠展現動人、平衡和有意思的人生。
那麼，是否只有病危時，人們才能夠真正體察死亡為何物，深切知曉死亡到臨的可能？是否只有在標識為「最後人生旅程」的階段中，人們才能夠時刻對自己之死有所警覺？反過來說，身體並沒抱恙，在平日裏活動着的人們，會否將其死之可能模糊淡化？如是問，即欲指出，或許只有在醒覺自己危重之時，人們才真正直視其死其生，才能夠從生視死、從死悟生，頓悟死生交合不分的意義。
瀕死，確然是起動覺醒自身之存活意義的首要條件。
如果這是真確的，那就不難設想大部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我們，對死生的問題總是拋卻腦後，更不用說如此活着的我們會懂得到死生之意義了。
難道，生命因不斷地奮鬥掙扎，才顯出意義來？生命的本質就是不斷地奮鬥掙扎？沒有頑抗病魔的日子，人們就沒有理解生命的意義之可能嗎？
我們可以抉擇領悟生命的意義與否？若然我們放棄了這念頭，是否就此可以過得渾渾然然，不須費心思索人生問題，而過着這般生活的我們又是否可以脫困於生命的悲情呢？這些問題不易解答，也未必能夠解答得到，或解答得好。
我們清楚知道，人本能地愛生厭死。之所以人對生死如是，因為人能夠發展出生死意識來，隨之在意與關注自己，或及他人之生死。人之生死，既為天命；而人之知其生死，也為天命。如是思考下去，我們自會認為，懂得如何過活、如何過得有意義，才是作為人的我們該去首要思考的。
所以，我們須領悟生命的意義，無可避免地面對生命的悲情。如是的經反思反省之人生，已然並非悲情的生命；這樣的生命縱然擺脫不了命中注定的悲情，也已活出意義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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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人，不要忽略他們為何而死
死亡不是令人想到神聖祭壇的莊嚴，使人肅然起敬；就是噤若寒蟬，多所忌諱。然而，它卻是生活中最「平常」的現象。我們幾乎每一天都會對死亡耳有所聞，眼有所見，不論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死亡，就在身邊。
透過種類繁多的傳播媒介，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世界各地有關死亡的真實報導，當中包括各類人為的意外、罪惡、戰禍，以及自然災害等等。此外，在我們難得清閒，怡然自得之時隨手拈看一本小說或電影，無論是嚴肅的、浪漫的，它們的內容雖只是虛構產物，但在一些緊張刺激的冒險旅程或生死廝殺的場面中，死亡的情節，最能震人肺腑、感動心弦。
縱使我們對外間事物完全不聞不問，我們的生活其實與死亡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試想：我們滿足口腹之慾的食糧，不就是曾經生存過的動物或植物嗎？我們治病的時候，不就是要把有害的細菌大舉殲滅嗎？自然界中各種動物都奉行弱肉強食的天道，殺戮連場，犧牲其他動物的生命，才能延續生命。牠們每天每刻一直與死亡打交道，直至畢命。
死亡既然與我們的生命有着如此密切的關係，我們自然應該正視它、審慎地理解它。
《奇蹟》的作者吉兒·泰勒曾因急性左腦中風，其行走、說話、閱讀、寫字，甚至記憶等能力大大減退，《潛水鐘與蝴蝶》的作者尚 · 多明尼克 · 鮑比也因一次嚴重中風，全身癱瘓，只能眨動一隻眼睛與他人溝通，每天單調地轉動單眼讓身邊人把字母逐個記下，藉此著書立說。
兩位作者細膩地撰寫出他們大病期間的一切經歷，讓讀者窺探其內心世界，讓讀者深感他們的意志力之驚人，生命動力之無盡止，竭盡力氣擺脫困鎖之堅毅。他們二人可謂處於生死之間，存活於瀕死的狀態中，其生與其死的界線不再清楚劃分。
觀視他們，我們還可以獨說何謂「死」或何謂「生」？又或是我們可以藉他們的景況，知悉死生之間的關聯？從中可以領會死與生的意義嗎？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罹患了腦癌，一天復一天地失去說話能力，視覺範圍亦逐漸縮小，四肢也慢慢麻痺僵化。在她生命中僅餘九個月的存活時間裏，她寫了很多封信，刻意留給她的家人。另一位五十多歲的會計師事務所的總裁同樣患了腦癌，醫生宣判他的壽命只剩三到六個月的時間。他毅然辭去所有的職務，把握住有限的生命，將其積極規劃為「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小女孩以逐漸癱瘓的雙手，寄愛意予她的父母；從她父母的角度看，女兒耗盡生命的一點一滴，為他們帶來永遠忘卻不了的那種對活着的堅持，送給了他們能夠賴以活下去的力量。位居高位的總裁從診斷患上末期癌症之日始，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裏，透過親身表達出一個事業有成的強者面對生命的脆弱、對死亡坦然的故事。
顯然可見，不論是小女孩還是總裁，皆以己身引證了人類精神的力量。從他們的故事中，我們無疑可以找到「如何活着」的意義，更可以領悟「活得如何」才能夠展現動人、平衡和有意思的人生。
那麼，是否只有病危時，人們才能夠真正體察死亡為何物，深切知曉死亡到臨的可能？是否只有在標識為「最後人生旅程」的階段中，人們才能夠時刻對自己之死有所警覺？反過來說，身體並沒抱恙，在平日裏活動着的人們，會否將其死之可能模糊淡化？如是問，即欲指出，或許只有在醒覺自己危重之時，人們才真正直視其死其生，才能夠從生視死、從死悟生，頓悟死生交合不分的意義。
瀕死，確然是起動覺醒自身之存活意義的首要條件。
如果這是真確的，那就不難設想大部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我們，對死生的問題總是拋卻腦後，更不用說如此活着的我們會懂得到死生之意義了。
難道，生命因不斷地奮鬥掙扎，才顯出意義來？生命的本質就是不斷地奮鬥掙扎？沒有頑抗病魔的日子，人們就沒有理解生命的意義之可能嗎？
我們可以抉擇領悟生命的意義與否？若然我們放棄了這念頭，是否就此可以過得渾渾然然，不須費心思索人生問題，而過着這般生活的我們又是否可以脫困於生命的悲情呢？這些問題不易解答，也未必能夠解答得到，或解答得好。
我們清楚知道，人本能地愛生厭死。之所以人對生死如是，因為人能夠發展出生死意識來，隨之在意與關注自己，或及他人之生死。人之生死，既為天命；而人之知其生死，也為天命。如是思考下去，我們自會認為，懂得如何過活、如何過得有意義，才是作為人的我們該去首要思考的。
所以，我們須領悟生命的意義，無可避免地面對生命的悲情。如是的經反思反省之人生，已然並非悲情的生命；這樣的生命縱然擺脫不了命中注定的悲情，也已活出意義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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