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文史書房｜辛亥革命：在國家出路與個人出路之間
從廣義上說，辛亥革命前的五十年中，社會各階級、各階層都在尋求出路，包括個人出路、國家出路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但其中，近代知識份子和被邊緣化了的士紳，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在辛亥革命準備階段政治傾向的異動，儘管與社會思潮的嬗變影響有關，但很大程度上與清末新政廢除科舉制度更有直接關係。
科舉制度自隋代大業以來直到晚清，已實行了一千多年，期間固然有很多弊病，但基本上是廣大士子讀書做官的一條相對公平的路徑；也是君主專制時代官僚體制得以延綿不絕的人才資源所在。不論種族，不論貧富，只要考試合格，就能入仕做官，補充到相應的體制內擔任各級職位，做君下面的臣。當然，捐錢也可以做官，但不是正途，為士林所不齒。廢除科舉，不啻是絕了士子讀書做官的路，破滅了他們延續了千百年來金榜題名的理想。既然沒有了出路，沒有了奔頭，那只好找新的出路。
廢科舉的同時，大辦學堂，固然培養了一批新式知識份子，清政府也頒發了給予留洋歸來的洋學生和國內新學堂畢業的優等生以「同進士」「同舉人」的獎勵章程，表面上給予讀書做官的機會，但實際上只是虛銜，很少有人能以此虛銜進入體制內做臣子的。於是大批從新學堂畢業的學生，也要找出路。
士紳和知識份子是當時中國社會中最有影響、最富活力的羣體。他們的向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統治秩序的安危。不要低估廢除科舉帶來的負面影響，它實際上是自己割斷了與士子生命相繫的臍帶，把士子拋給了社會；不要太樂觀地估計清王朝興辦學堂的本意，實際上是自己培養了一大批原想作為體制內臣子的反叛者。這兩類人，疏離朝廷，成了「無父無君」的動亂之源。
可以這麼說，辛亥革命就是知識份子包括士紳反對和叛離清王朝的政治運動。他們在動亂中找出路。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嚮往革命，在反清建國的鬥爭中起了先鋒與橋樑的作用，一部分人是革命同路人，也有不少人是為了革命後能在新政府裏當官獲取權力。所以，民國政府甫經成立，士紳也好，知識份子也好，不少人都爭相做官，弄得烏煙瘴氣，陣營大亂。孫中山明顯感到同盟會內部為當官而爭權奪利的鬥爭實在太厲害，弄得他非常惱火。
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一大批舊官僚舊政客「咸與維新」，湧了進去，以致譚人鳳把它稱為「狐羣狗黨」，孫中山也說：「黨員於破壞成功之後，已多不守革命之信誓，不從領袖之主張，縱能以革命黨而統一中國，亦不能行革命之建設。其效果不過以新官僚代替舊官僚而已。」可見，確實有一部分人是為了當官找個人出路而參加革命。
只要看一看汪精衞在謀刺載灃前後180 度的大轉變，想一想陳其美排擠上海光復有功的李燮和乃至刺死陶成章，研究一下武昌起義後武漢與上海在組建臨時政府問題上的權力之爭，分析一下為什麼各省諮議局一成立，就有不少士紳擠了進去？就會明白革命與個人出路之間的微妙關係。為個人找出路並無不可，太想當官而革命，遲早會暴露私心而不利於革命。
我們以往較多地注意於知識份子革命化的研究，這當然是必須的。但很少注意於知識份子思想複雜性的研究，尤其忽視知識份子包括被邊緣化了的士紳，在參加革命、同情革命中的自我擴張，和為國家謀出路的同時為個人找出路的盤算，這樣就難以正確了解辛亥時期知識羣體的思想面貌和革命派內部的分化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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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義上說，辛亥革命前的五十年中，社會各階級、各階層都在尋求出路，包括個人出路、國家出路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但其中，近代知識份子和被邊緣化了的士紳，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在辛亥革命準備階段政治傾向的異動，儘管與社會思潮的嬗變影響有關，但很大程度上與清末新政廢除科舉制度更有直接關係。
科舉制度自隋代大業以來直到晚清，已實行了一千多年，期間固然有很多弊病，但基本上是廣大士子讀書做官的一條相對公平的路徑；也是君主專制時代官僚體制得以延綿不絕的人才資源所在。不論種族，不論貧富，只要考試合格，就能入仕做官，補充到相應的體制內擔任各級職位，做君下面的臣。當然，捐錢也可以做官，但不是正途，為士林所不齒。廢除科舉，不啻是絕了士子讀書做官的路，破滅了他們延續了千百年來金榜題名的理想。既然沒有了出路，沒有了奔頭，那只好找新的出路。
廢科舉的同時，大辦學堂，固然培養了一批新式知識份子，清政府也頒發了給予留洋歸來的洋學生和國內新學堂畢業的優等生以「同進士」「同舉人」的獎勵章程，表面上給予讀書做官的機會，但實際上只是虛銜，很少有人能以此虛銜進入體制內做臣子的。於是大批從新學堂畢業的學生，也要找出路。
士紳和知識份子是當時中國社會中最有影響、最富活力的羣體。他們的向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統治秩序的安危。不要低估廢除科舉帶來的負面影響，它實際上是自己割斷了與士子生命相繫的臍帶，把士子拋給了社會；不要太樂觀地估計清王朝興辦學堂的本意，實際上是自己培養了一大批原想作為體制內臣子的反叛者。這兩類人，疏離朝廷，成了「無父無君」的動亂之源。
可以這麼說，辛亥革命就是知識份子包括士紳反對和叛離清王朝的政治運動。他們在動亂中找出路。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嚮往革命，在反清建國的鬥爭中起了先鋒與橋樑的作用，一部分人是革命同路人，也有不少人是為了革命後能在新政府裏當官獲取權力。所以，民國政府甫經成立，士紳也好，知識份子也好，不少人都爭相做官，弄得烏煙瘴氣，陣營大亂。孫中山明顯感到同盟會內部為當官而爭權奪利的鬥爭實在太厲害，弄得他非常惱火。
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一大批舊官僚舊政客「咸與維新」，湧了進去，以致譚人鳳把它稱為「狐羣狗黨」，孫中山也說：「黨員於破壞成功之後，已多不守革命之信誓，不從領袖之主張，縱能以革命黨而統一中國，亦不能行革命之建設。其效果不過以新官僚代替舊官僚而已。」可見，確實有一部分人是為了當官找個人出路而參加革命。
只要看一看汪精衞在謀刺載灃前後180 度的大轉變，想一想陳其美排擠上海光復有功的李燮和乃至刺死陶成章，研究一下武昌起義後武漢與上海在組建臨時政府問題上的權力之爭，分析一下為什麼各省諮議局一成立，就有不少士紳擠了進去？就會明白革命與個人出路之間的微妙關係。為個人找出路並無不可，太想當官而革命，遲早會暴露私心而不利於革命。
我們以往較多地注意於知識份子革命化的研究，這當然是必須的。但很少注意於知識份子思想複雜性的研究，尤其忽視知識份子包括被邊緣化了的士紳，在參加革命、同情革命中的自我擴張，和為國家謀出路的同時為個人找出路的盤算，這樣就難以正確了解辛亥時期知識羣體的思想面貌和革命派內部的分化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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