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曹聚仁：作為現代中國紀程碑的「五四」
每一本中國現代史，留着很多的篇幅在記載「五四運動」。
照那事件的發展，可說是很簡單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在東方站起來了，它要獨霸東亞，爭取領導權；它要宰割中國，完成他們的大陸政策。它知道列強都給戰爭拖得疲乏了，它要各國在巴黎和會中承認他們手中抓到的贓物。中國的和會代表力爭無效，連主持正義的威爾遜都噤口無言。北京政府當局，顯然準備屈服了；於是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五四」大遊行，野火燒起來了！那些熱血滿胸、怒情奮生的學生，那天打了曹、陸、章三個親日的外交當局，燒了趙家樓。
這是一場社會運動，這是一件政治的民眾運動，這是民眾表示自己的意向的行動。
然而，五四運動並不僅是政治性的；它的重大意義，卻在文化方面；這是最偉大的文化運動，又是新文學運動的開場，這是現代中國的紀程碑，由此進入了新的時代。筆者記得五月二日（民國七年）的下午，杜威博士到了杭州，準備五月五日開始公開的學術講演，由蔣夢麟博士擔任翻譯；「五四」事件發生，蔣博士連夜動身北返，乃由鄭曉滄博士代任翻譯。從那以後，差不多有一年的長時期，青年學生都在遊行示威、罷課罷教、講演宣傳、貼標語、喊口號中過活。
白話文起來了，婦女問題、家庭問題、男女同學問題，也都討論得十分熱鬧了。學生治校的傾向，成立了學生自治會，道爾頓制代替了注入式的教學法。這時候，流行了兩個劇本，一個是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娜拉》），一個是胡適的《家庭問題》；娜拉出走，成為新典型的英雄，而一個反抗舊家庭的李超，也在胡適筆下成為新時代的女性。《新青年》雜誌也就成為青年的新聖經了。說到「五四運動」，就必然連帶想到《新青年》；陳獨秀和胡適，無疑成為文化導師，洪水猛獸的象徵人物。其他如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都是《新青年》那一戰線中的戰將。魯迅說起，那時的《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一期的稿件。
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着的，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前門，門上黏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說是真的，但有些人有時總不免要側着頭想一想。
這就是新文化運動兩位主將不同的風格。
當時，一個象徵的守舊派人物，那是王敬軒；這人是劉復（半農）造出來的；但他那封寫給《新青年》記者的信，卻代表一切守舊派的共同意向。（那封駁王敬軒的覆信，出於錢玄同之筆，也是痛快淋漓。）真正代表守舊派來攻擊《新青年》的文化革命、文學革命的，那是林琴南；他的信是寫給蔡孑民（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他攻擊「過激之論」，認為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不中其度，則未有不弊者。他說《新青年》派叛親蔑倫，即是「廢孔」、「非孝」。（後來加上「公妻」，「共產」為四大罪狀。）他尤其反對白話文，「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話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凡是新舊之戰，新者常勝，舊者必敗，林琴南雖說提了丈八矛槍出來大殺一陣，卻經不得幾回合，便偃旗息鼓而走了。在文學革命的營壘，樹起了「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大旗，大踏步進人中國的文壇；白話文畢竟取「古文」的地位而代之了。《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三國演義》也就駕桐城文而上，公然進到課室中來了。
「五四運動」，由於政治的外交的波瀾，乃影響及於文化、文學，這可說是「秀才造反」的本色。可是，由於文化、文學的革命，影響及於政治、社會的革命，現代的「秀才造反」，那真不平凡的了。「五四」以迄國民黨改組、中國共產黨產生、國家主義派組成這一段時期中，中國有過一個與政治有密切關係的青年團體，便是少年中國學會。
據左舜生的追憶：曾琦、王光祈、陳愚生、張夢九、周太玄、李大釗和左先生自己，乃是發起的人，後來吸收了東南、金陵及河海工程等大學的優秀青年，先後增加到一〇八人。「少中」的宗旨很簡單，「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他們的信條是「奮鬥，實踐，堅忍，儉樸」八個大字。到了民國十三年間，他們為了政治觀點，引起了激烈的爭辯，經過了一年多的辯論，終於「少中」瓦解，會員各行其是，正是後來左右分歧的開頭。
當時會員中，如惲代英、李大釗、鄧中夏、毛澤東、劉仁靜、張聞天、沈澤民、黃日葵、侯紹裘、楊賢江向左轉，成為共產黨的主將。曾琦、李璜、張夢九、何魯之、左舜生、余家菊、陳啟天、劉慕英向右轉，先是國家主義派，後來變成青年黨的主角了。他們分裂時，鄧中夏在門外和左舜生握手道：「好，舜生，我們以後在疆場相見吧！」我們想不到他們這一團體的分裂，也就是中國的分裂了呢！
就在那個時期，向右的研究系（以梁啟超為首），和向左的國民黨（以孫中山為首），爭取文化與社會運動的領導權。研究系在北京辦了《北京晨報》，在上海辦了《時事新報》，《晨報》副刊和《時事新報》「學燈」領導着新文學運動；國民黨在北京辦了《京報》，在上海辦了《民國日報》，《京報》副刊和《民國日報》「覺悟」，也同樣爭取新文學運動的領導權。有一時期，「學燈」和「覺悟」，就代替了《新青年》的地位，等到國民黨改組，決定了「容共」、「聯俄」的政策，中國的史頁又重新寫過一回了！
▲本文節選自《中國近百年史話 中國史學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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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社會運動，這是一件政治的民眾運動，這是民眾表示自己的意向的行動。
然而，五四運動並不僅是政治性的；它的重大意義，卻在文化方面；這是最偉大的文化運動，又是新文學運動的開場，這是現代中國的紀程碑，由此進入了新的時代。筆者記得五月二日（民國七年）的下午，杜威博士到了杭州，準備五月五日開始公開的學術講演，由蔣夢麟博士擔任翻譯；「五四」事件發生，蔣博士連夜動身北返，乃由鄭曉滄博士代任翻譯。從那以後，差不多有一年的長時期，青年學生都在遊行示威、罷課罷教、講演宣傳、貼標語、喊口號中過活。
白話文起來了，婦女問題、家庭問題、男女同學問題，也都討論得十分熱鬧了。學生治校的傾向，成立了學生自治會，道爾頓制代替了注入式的教學法。這時候，流行了兩個劇本，一個是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娜拉》），一個是胡適的《家庭問題》；娜拉出走，成為新典型的英雄，而一個反抗舊家庭的李超，也在胡適筆下成為新時代的女性。《新青年》雜誌也就成為青年的新聖經了。說到「五四運動」，就必然連帶想到《新青年》；陳獨秀和胡適，無疑成為文化導師，洪水猛獸的象徵人物。其他如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都是《新青年》那一戰線中的戰將。魯迅說起，那時的《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一期的稿件。
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着的，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前門，門上黏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說是真的，但有些人有時總不免要側着頭想一想。
這就是新文化運動兩位主將不同的風格。
當時，一個象徵的守舊派人物，那是王敬軒；這人是劉復（半農）造出來的；但他那封寫給《新青年》記者的信，卻代表一切守舊派的共同意向。（那封駁王敬軒的覆信，出於錢玄同之筆，也是痛快淋漓。）真正代表守舊派來攻擊《新青年》的文化革命、文學革命的，那是林琴南；他的信是寫給蔡孑民（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他攻擊「過激之論」，認為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不中其度，則未有不弊者。他說《新青年》派叛親蔑倫，即是「廢孔」、「非孝」。（後來加上「公妻」，「共產」為四大罪狀。）他尤其反對白話文，「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話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凡是新舊之戰，新者常勝，舊者必敗，林琴南雖說提了丈八矛槍出來大殺一陣，卻經不得幾回合，便偃旗息鼓而走了。在文學革命的營壘，樹起了「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大旗，大踏步進人中國的文壇；白話文畢竟取「古文」的地位而代之了。《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三國演義》也就駕桐城文而上，公然進到課室中來了。
「五四運動」，由於政治的外交的波瀾，乃影響及於文化、文學，這可說是「秀才造反」的本色。可是，由於文化、文學的革命，影響及於政治、社會的革命，現代的「秀才造反」，那真不平凡的了。「五四」以迄國民黨改組、中國共產黨產生、國家主義派組成這一段時期中，中國有過一個與政治有密切關係的青年團體，便是少年中國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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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會員中，如惲代英、李大釗、鄧中夏、毛澤東、劉仁靜、張聞天、沈澤民、黃日葵、侯紹裘、楊賢江向左轉，成為共產黨的主將。曾琦、李璜、張夢九、何魯之、左舜生、余家菊、陳啟天、劉慕英向右轉，先是國家主義派，後來變成青年黨的主角了。他們分裂時，鄧中夏在門外和左舜生握手道：「好，舜生，我們以後在疆場相見吧！」我們想不到他們這一團體的分裂，也就是中國的分裂了呢！
就在那個時期，向右的研究系（以梁啟超為首），和向左的國民黨（以孫中山為首），爭取文化與社會運動的領導權。研究系在北京辦了《北京晨報》，在上海辦了《時事新報》，《晨報》副刊和《時事新報》「學燈」領導着新文學運動；國民黨在北京辦了《京報》，在上海辦了《民國日報》，《京報》副刊和《民國日報》「覺悟」，也同樣爭取新文學運動的領導權。有一時期，「學燈」和「覺悟」，就代替了《新青年》的地位，等到國民黨改組，決定了「容共」、「聯俄」的政策，中國的史頁又重新寫過一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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