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後期至民國時期，作為佛教聖地的敦煌石窟（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東千佛洞等）得到道教信眾的守護，並營建了一些道教內容的石窟，繪製了眾多道教壁畫和造像。而且發生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一是由守護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開啟莫高窟藏經洞，二是在同屬敦煌石窟的瓜州榆林窟，為了保護國寶象牙佛，幾代道長付出了生命和鮮血的代價。

從歷史背景考察，這不是單純的信佛還是信道的問題，而應該看成是民間信仰和民族傳統的共識與回歸。道教信眾為了維護和保存作為歷史文化遺產的佛教石窟做出了重大貢獻，體現出道教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和包容精神。

道士王圓籙在三層樓前（1907年斯坦因拍攝）

王圓籙——莫高窟的維修和藏經洞的開啟

王圓籙（1849－1931，又作圓祿、元錄）的事跡，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在社會上，流傳都比較廣泛。他出生在湖北麻城，少小家貧，為衣食計而逃生四方。清光緒初，入肅州巡防營為兵勇。奉道教，後離軍，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遠遊新疆。他大約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到1931年去世，在莫高窟居住了三十多年，在窟南區北段（古漢橋以北）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佈道募化，小有積蓄，乃於莫高窟第16窟東側建太清宮道觀，即今「下寺」。

身為道士，卻成為佛教聖地莫高窟的保護人，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積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為保護莫高窟，他向各級官員求助。1900年在清沙過程中發現了藏經洞，之後盡了最大的努力，跑了縣里跑州里，找了縣令找州尹，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1

他把文物賣給斯坦因等人，所得錢財全部用於保護洞窟。英國人斯坦因曾經分別於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進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亞考察，考察重點是中國的新疆和甘肅，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到了敦煌。在中國積貧積弱、有關人員愚昧無知的情況下，用極其不光彩的欺騙手段搞到敦煌遺書。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來中國進行考古「探險」時，再次來到敦煌，又通過王道士等人獲得了5大箱寫本文書。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報告裏寫道：「當我今天回過頭來檢視我用四錠馬蹄銀換來的無價之寶時，這筆交易簡直有點不可思議。」2 「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從他與他的兩個忠實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裏面的一分一毫。」3

敦煌莫高窟外景

《西域考古圖記》等相關史料還透露，西方人當時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籙本身並沒有能力拒絕他們。王圓籙目前留下一張斯坦因給他拍的照片，還有第16窟通道南壁藏經洞對面的木質《重修千佛洞三層樓碑記》，和他死後弟子們鑲嵌於墓塔的《墓誌》。另外還有一份上蒙古王爺的募捐催單4，和一件敦煌當地各界參與莫高窟修繕的募捐記錄冊。5 再就是留在莫高窟一些洞窟中的被修得面目全非的佛菩薩像，新塑的道教神像，為打通窟與窟之間的通道而鑿洞破壞的壁畫。上世紀八十年代還能夠看到的窟前果園等等，真是讓人「悲欣交集」！

王圓籙時代莫高窟的遭遇，有意識的保護和無意識的破壞同步進行，造成的巨大損失讓人痛心不已。我們今天看到的破壞遠大於保護。當然，同時也能夠理解在當時社會環境下，人們的觀念和認識的局限，以及官府的作為等客觀原因。

從吳根棟到郭元亨——榆林窟歷代道長與象牙佛及石窟維護

位於瓜州鎖陽城鎮的鎖陽城遺址，唐時為瓜州郡治所在地，相鄰的塔爾寺據傳為玄奘當年禮佛、講經的地方，並在那裏遇到西域胡人石磐陀（孫悟空），其不但為玄奘找來了識途的老馬，還陪玄奘一路西行。而玄奘能夠走出玉門關，也是得到了瓜州守城士兵的暗中相助，這些人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也許，正是這個原因，玄奘取經返回到達瓜州時，沒有忘記當年幫助過他的那些人們，就將據說是印度國王贈送給他的象牙佛留在了當地。從此，瓜州風調雨順，連獲豐收。

明朝時，今敦煌與新疆哈密地區為明廷與蒙古瓦剌、吐魯番三派勢力的交界，為兵家多爭之地，戰事頻繁；明朝後期，哈密由吐魯番（東察合台汗國）最終佔領。其後隨着伊斯蘭教東進入關，導致了曾經繁榮的佛教的衰弱，石窟、寺院多被荒廢。清雍正二年（1724）於布隆吉城（今瓜州縣布隆吉鄉）置安西直隸廳，設同知，屬甘肅省。這個時候中原文化也重新進入瓜州一帶，也就有了道教信眾及傳統的道教性質的民間活動，佛教石窟作為傳統文化基地由道教信眾管理。

大約是在清朝雍正四年（1726）前後，榆林窟住持道士吳根棟清理一個洞窟的積沙時，在角落裏發現了象牙佛。吳根棟欣喜萬分，將它供奉在了榆林窟大佛殿。從那以後，榆林窟香火大盛；道士們將人們獻來的牛羊集中管理、放牧，引榆林河水開墾良田，使曾經沒落的榆林窟又煥發出了生機。

榆林窟東崖

清朝末年，象牙佛傳到楊元道長手上。當時戰亂四起，匪患頻繁。楊元感到了危機，就讓自己的師兄李教寬將象牙佛帶出了榆林窟。土匪們到榆林窟逼迫楊元交出象牙佛遭拒絕，便將楊元捆綁起來「烤香包」（將成包的香點燃，放在人的後背上燒烤）、割肉等。楊元寧死不屈，慘遭殺害。

李教寬回到老家金塔縣，去世前將象牙佛送到塔院寺保管。楊元弟子嚴教榮繼任住持後，1904 年打聽到了象牙佛的下落，1905年請回榆林窟。6 嚴教榮也不敢在明處供奉象牙佛，把它悄悄藏在了一個隱密之所，日夜守護。同樣，幾年後的榆林窟再遭土匪們洗劫，嚴教榮和另外一個小道士被土匪殘忍殺害。土匪們又放火焚毀榆林窟一屋子經書。嚴教榮在被殺前，將象牙佛的秘密告訴了繼任者馬榮貴，得到妥善的守護。

1927年，甘肅省高台縣青年郭元亨為躲避抓壯丁，一路西逃，在安西縣踏實鄉蘑菇台子落下了腳，投奔了榆林窟馬榮貴道長，出家為道士。郭元亨的勤奮和吃苦作為得到馬榮貴的認可，遂將象牙佛託付。1930年，當地土匪們得知馬榮貴是榆林窟的道長後，在他出門化緣途中圪塔盤問象牙佛事，馬榮貴無法躲避，跳崖自盡。師父死後，郭元亨也感到了不安全，於是又把象牙佛藏在榆林窟附近山崖上一個廢棄的老鷹洞裏。

象牙佛外立面（國家博物館藏）

1937年4月，紅西路軍一部在蘑菇台子暫住，郭元亨見他們紀律嚴明，非常敬佩，隨即籌集糧食、衣物捐贈救急。紅軍走後，馬家軍隨之而來，郭元亨遭到嚴刑拷打，幾乎喪命；是好友梁克仁醫生把他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但落下終身殘疾。1941年2月至1943年9月間，張大千帶着家眷與學生來到敦煌臨摹壁畫，期間先後三次來到榆林窟，問起象牙佛，並願出高價購買，郭元亨還是那句話：沒見過。

1947年冬，一個叫劉永寬的地方權貴策劃了一場抓捕郭元亨和搶奪象牙佛的陰謀，後因走漏消息又經他人從中說情斡旋才作罷。7 郭元亨也是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保護象牙佛。

1950年春，郭元亨見到人們期盼的太平盛世終於來了，就把象牙佛交給了國家。1954年象牙佛移交給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956年移交給甘肅省博物館，1958年由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被確認為國家一級文物。郭元亨因救助過紅軍，也因為捐獻文物的義舉，被敦煌文物研究所聘請為榆林窟文物管理負責人；還曾經被選為甘肅省政協委員，1976年去世。

郭元亨道長在榆林窟保護碑前的紀念照

結語

榆林窟象牙佛的傳奇經歷告訴我們：道士保護佛教聖物，幾代道長獻出生命，這不是宗教派別所能解釋的，只能說明道教所體現的中華民族的包容精神！

佛教進入敦煌地區時，漢文化在這一帶早已經深深紮根於社會，其中就包括道教的盛行。道教為中國本土最古老的宗教，作為方術，創立於傳說中的伏羲、軒轅時代；作為思想，完善於老子時代。五千年來，從高深的哲學思想理念，到具體的民間民眾生活，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論體系與實踐儀軌。當時（十六國時期）的敦煌社會，並沒有多少人信仰佛教，但敦煌容納了佛教，支持西來的僧人及其團隊修建寺院和石窟，並可以擁有土地和莊園8 ，可以招收當地人為佛弟子，讓佛教在敦煌扎根，外來文化逐漸成為本土的文化；道佛之間相互認可，就體現了道教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包容精神。

▲本文摘自《敦煌中的道教與佛道互動論文集》，作者為馬德，部分有修改。

參考文獻

[1]高德祥：《敦煌．絲路》（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第210-211頁。

[2]〔英〕奧雷爾．斯坦因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譯：《西域考古圖記（第 3卷）（修訂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第60頁。

[3]同上注，第26頁。

[4]同上注，第36-37頁。

[5]記錄冊現存敦煌市博物館。

[6]李尚傑、國馨月：《絲綢之路上的傳說》（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19），第142 頁。

[7]方步和：《河西文化：敦煌學的搖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第576 頁。

[8]法秀（曇摩密多）事跡，見（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卷三〈譯經下〉，第120-1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