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如流。半個世紀過去了。

1976年，我參加了唐山抗震救災。1979年，我成為記者，接受新聞專業訓練。1984年，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時重返唐山採訪，並在國家地震局進行調查。1986年，《唐山大地震》出版。

錢鋼（左）採訪李玉林（右）

我記錄的事實，已成歷史。在中國內地，在香港，在台灣，在海外，這本書也已經歷了40年的傳播。

準備這個紀念版的時候，我和幾位年輕朋友討論了一個問題：如果1984年就已經有了AI，我寫這本書的過程會是什麼樣子？我們的討論在多個AI輔助下進行，也可以說，和我們一起熱烈討論的，還有一羣AI朋友。

我們從傳媒人的角度提出這個問題，想以《唐山大地震》為例，探討科技進步對非虛構寫作乃至對新聞媒體的影響。AI說：「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因為它不僅關乎技術史的『假如』，也觸及錢鋼的寫作方法、新聞倫理、災難敍事的邊界。」

能想像嗎？40年前的1986年，也就是《唐山大地震》出版的時候，新聞界幾乎沒有人使用個人電腦。除了一台《解放軍報》發給記者的索尼小錄音機（僅有十盤磁帶），我的主要採訪工具是筆和紙。30年前的1996年，互聯網身影初現，當年7月，整個北京市的網絡用戶才接近萬家，普通人和網絡無緣。20年前的2006年，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還沒有智能手機，還不能「移動上網」。10年前的2016年，韓國圍棋冠軍被谷歌AlphaGo戰勝，這新聞讓我們第一次知道「AI來了」。

40多年前，報告文學作家理由稱他的創作過程是「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寫」。跑即採訪，這是我的寫作所高度依賴的。我在親歷救災的基礎上，1984年開始採訪、調查。包括尋找地震目擊者，訪問地震幸存者，採訪赴京報警的礦工、盲人樂師、精神病院醫生、看守所警察、孤兒姐弟。正因為如此，對AI如何提升非虛構寫作的採訪與信息搜集效率，我有濃厚興趣。

AI告訴我，它可以幫助我挖掘線索，「從檔案、數據中定位關鍵人物，幫我更快地找到更多倖存者，擴大採訪覆蓋面，挖掘邊緣羣體信息」。它可以輔助採訪，「實時轉錄口述，實時把採訪內容轉成文字，自動整理材料，標註情緒與關鍵細節，輔助方言轉寫，提示證詞矛盾與遺漏」。可以協助我處理史料，「修復殘缺檔案，多源交叉比對信息，核實事實，自動生成精準時間線」。還可以幫我整合信息，「梳理海量數據，構建人物與事件關係，還原現場，輔助深度調查」。簡言之，它能讓一個人變成一支高效的隊伍，過去需要很多時間手工完成的工作，現在可以假AI之手，做得又快又好。有人想像，《唐山大地震》可能會變成一本更厚、每一頁都能點開原始資料的「立體檔案」。

地震後的唐山路南區鳥瞰（李耀東 攝）

AI對幫助作者斟酌字句、潤色文本、修改書稿甚至根據相關資料直接代筆創作，饒有興趣。有一位AI甚至自告奮勇地替我重寫了「採訪幸存者盧桂蘭媽媽」一節，雖然未能恪遵「非虛構」規則，與我的風格大相徑庭，但我依然對它的神速（僅數秒）大感驚訝。而且在「代筆」時，它十分重視作者本人的反饋，聲稱「我可以隨時迭代」。

像《唐山大地震》這樣的非虛構寫作，是巨大的信息採集、處理、傳播工程。我完全相信，AI會給記者或作家帶來前所未有的助動力。然而，當我在討論中一次次回到當年，回想彼時彼地的採訪經歷時，我也能看到，AI和人顯有分別。

AI有明確的目標：它正幫助的「你」，在為一部非虛構作品進行採訪，你要搜集儘可能多的信息，事實必需準確，故事必需動人，最終所有的材料可以構成一部有分量的著作，能贏得讀者（抑或流量）。

而我的目標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漸清晰的。1976年，我是隨上海防疫隊到災區組稿的《朝霞》雜誌編輯，那時沒有寫書的意圖。地震後，我父母的朋友、唐山的蔣憶潮叔叔從市民政局長改任市文化局長、市文聯主席，他鼓勵我寫唐山，並多次寄來資料，但我只為唐山市的徵文寫了一篇〈我的小拖拉機手〉。當我在80年代初開始寫報告文學時，也沒有動過寫《唐山大地震》的心念，一度曾想把唐山的故事寫成小說。1984年，《解放軍文藝》雜誌向我約稿，最初的想法是以唐山的重建為主題，是我最後決定，「以災害為中心」。

1984年重回唐山的採訪，也充滿變數，充滿偶然。我在1976年就見過那位盲人樂師，但引導我和他深入交談，是因為我當軍報記者時讀過傑克·倫敦的〈舊金山毀滅了！〉，對他描寫的大地震後即將被大火吞噬的那架鋼琴印象深刻。「精神病院」那節，是報告文學大師基希給了我啟發。1984年，我有了一本《基希報告文學選》，正在讀他的〈有三千個瘋子的比利時小城〉。對我來說，採訪是一個隨機的過程，有太多太多的疑問、探究、糾錯、揚棄。

作為非虛構寫作的一個分支，報告文學是新聞與文學的「混血兒」，追求「精確地描述事實，又不喪失神韻」（基希語）。同為「採訪」，報告文學的採訪更需要靈性，需要「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它會調動我的人生閱歷和文學積累，它離不開想像——這想像不存在於寫作過程，只限於採訪。我當年的採訪，有許多預估，許多聯想，這些預估和聯想引導了我的追尋，由此及彼，由淺及深，實時糾偏，從誤判到明察，從朦朧到清晰。這是創造性勞作，更不用說大量的人際交流，是心與心的碰撞。這一切，最後凝聚成書，造成「冰凍新聞的解凍效應」。

這樣一個微妙的資料採集過程，AI能與我共情嗎？

一位朋友認為，AI這種「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工作方式，其實是相較人類採寫者最大的分別——即AI無法介入所要記錄的事件本身（至少目前的技術還無法達到），包括親歷者和講述者也無法反向影響AI的創作邏輯（它幾乎已經被任務開始時的提示詞和投餵的語料庫限制）。AI在此時反而成了經典新聞學中的「完美觀察者」。「客觀性」（objectivity）其實並不是新聞價值的要素——作者進入事件之中，以及被採訪者的自然反應，這都是「非虛構故事」中最有趣和迷人的部分。

討論中我發現，AI對「AI與人類的關係」，似乎早已了然於心。顯然，近兩年在與人的交互中，它無時無刻不在接受這一課題的高強度高密度訓練。我和朋友們使用的AI，幾乎都審慎而明確地指出：人是主體，AI是輔助工具。

有一個AI把《唐山大地震》的採寫定義為「人肉數據收集+深度敍事建模」，認為我大量使用了口述史方法，通過碎片化記憶，拼接出「災難現場」，不僅寫自然災害，還觸及制度、信息封鎖、應對機制。有AI認為，《唐山大地震》的靈魂是「人」，不是數字。我當年的工作，本質上是一種抵抗——用笨方法、慢方法，把真相從縫隙擠出來。這些分析是準確的。有一個AI這樣說：「AI擅長處理『普遍性』，而《唐山大地震》的動人之處在於『唯一性』——那是每一個具體的、鮮活的人在毀滅降臨時發出的最後一聲歎息。AI能幫他重塑廢墟，但無法替代他坐在廢墟上流淚。」

AI會不會稀釋掉《唐山大地震》中最珍貴的東西？一位朋友認為完全有可能。「《唐山大地震》的底色，不只是事實準確，而是他從『參加救災的人』轉成『重新凝視災難的人』之後形成的同情、猶疑、克制和震顫；如果算法過度追求平衡、完整和中性，文本就可能變得更工整，卻少了那種貼着傷口走路的感覺。另一種風險是，AI 會誘導作者過度依賴『最像真相』的答案，而不是『最接近人心的真相』。災難寫作里，很多關鍵並不在於一個數字，而在於沉默、恐懼、羞恥、失語和倖存者之間難以言說的縫隙；這些東西很難被模型真正理解，只能被轉錄，難以被替代。」

另一位朋友這樣發問：人作為主體，要如何在寫作視角、材料篩選和呈現中同AI「角力」？或，在與AI合作中可能會遇到哪些寫作「陷阱」？

朋友們想像一種樂觀情景：因為有AI的助力，《唐山大地震》的底色非但不會失去，反而更加鮮明——前提是錢鋼主導AI，而非相反。原書的底色是八十年代「人的解放」：告別假大空，直面苦難與人性複雜（搶劫中的惡、犯人中的善、廢墟上的愛）。但若算法偏向「宣傳」或「中性客觀」，它可能自動淡化「政治的一九七六」裏的荒誕思維，或把「搶劫風潮」處理得更「平衡」，讓書少些鋒芒。然而，錢鋼作為作者，完全可以設定提示詞：「保留口述原汁原味，突出人性而非盲目歌頌；不要弱化反思」，那樣，AI只會讓書更豐富，而不是變成「另一個樣子」。

我屬於經歷了半個多世紀風雨的一代。正如我曾工作過的《南方週末》1999年元旦獻詞所說：「沒有什麼可以把人輕易打動。除了真實。」我們對凌空蹈虛的「大躍進」神話有本能的警覺，對一哄而起的「AI熱」抱持冷靜觀察的態度。AI來了，它的強大和神奇，有目共睹。我對它滿懷好奇，願意對AI的明天保留極大的想像空間，甚至對AI不但可以練就高智商，還能習得高情商，毫不排斥，樂見其成；同時，我對它狂飆突進可能帶來的問題和風險保持警覺，努力看清楚：何為強勁之潮頭，何為喧騰之泡沫。

AI肯定將接手人類的大部分工作，但直至當下，我依然認為，AI還不能取代人類從事非虛構寫作這樣一項充滿創造性和情感價值的工作。這一代記者和作家，緊迫的任務是熟悉AI，學習使用和駕馭AI。谷歌前高管莫·高達特曾說：「AI本身是中性的，它反映並放大了創造它的人類社會的本質。如果人類充滿貪婪，AI就會成為作惡的工具；如果人類追求福祉，AI則可能成為我們的救世主。」「在那個充滿AI合成影像、合成聲音、甚至合成情感的世界里，『人味兒』和『真誠』會變成極度的稀缺品。」他呼籲，「死守倫理和真實」，「停止盲從」，——這話多像是對記者和作家所說！

如果1984年就已經有了AI，《唐山大地震》的採寫過程會是什麼樣子？這個問題其實可以有另一個問法：假如唐山大地震發生在今天——AI已然大行其道的今天，一位有志於撰寫《唐山大地震》的記者或作家，將如何觀察、採訪、調查、記錄？

我的好朋友、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說過，無論世界如何變化，新聞的本質不會變，也不應變。願立此存照，請50年後的讀者檢驗。

2026年4月寫於香港烏溪沙

▲本文係《唐山大地震》2026版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