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當《奧德賽》遇上崑曲｜崑曲與荷馬史詩有何關聯？
克里斯托弗·諾蘭執導的史詩巨製《奧德賽》在近日上映，全片以IMAX膠片呈現古希臘英雄的漂泊傳奇，讓觀眾深刻感受史詩的磅礴魅力。
沉浸於光影之際，鄭培凱教授的文章亦引導我們深入思索一個文化課題：崑曲傳承與荷馬研究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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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曲傳承與荷馬研究有什麼關係？一個是中國的戲曲表演傳統，另一個是古希臘史詩的研究。一個是舞台上的唱唸做打，搬演的是中國的民間故事；另一個是長篇鉅製的英雄史詩，講述的是古希臘的神話傳說。崑曲舞台上，演的是關公單刀赴會、唐明皇楊貴妃夜半私語、杜麗娘遊園驚夢、朱買臣馬前潑水；荷馬史詩則像彈詞說書，講述的是阿基琉斯的憤怒、特洛伊的戰場風雲、奧德修斯浪跡天涯、伊塔卡島殲滅眾兇。有什麼關係？看起來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當然，有些研究比較文學的專家，認為天下文章沒有不可比較的。於是，洪昇《長生殿》寫的安祿山之變，可以和《伊利亞特》的疆場鏖兵做比較；湯顯祖《牡丹亭》裏的杜麗娘花園尋夢，可以和《奧德賽》的佩涅洛佩獨守空閨做比較。橘子和蘋果比較，火星與金星比較，太平洋與地中海比較，唐朝人戴的襆頭與羅馬人穿的涼鞋比較，莎士比亞的鬍髭與李清照的眉眼比較，真是天下沒有不可比較的。我真不知道這樣的比較文學，在比什麼、較什麼，對學術有什麼貢獻？依我看來，只是混淆不同文化範疇的文學傳統與文本，一筆糊塗賬，愈比愈糊塗，倒是可以創立一科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名曰「文學糊塗學」。
那麼，把崑曲傳承與荷馬研究拉到一起，是不是也屬「文學糊塗學」的一支呢？那倒不是，而是大有其內在相關的道理。關鍵是，崑曲表演與荷馬史詩都屬表演藝術，都有演唱傳統，都涉及「非實物文化傳承」（我實在不喜歡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一詞）的內在運作。相互比較，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口傳心授的藝術傳統是如何繼承、如何薪火相傳的，又是如何讓傳承者透過傳統技藝的內化，在展現演藝傳統的表演時刻，即興發揮，使傳統程式變成光輝耀眼的藝術提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讓演藝傳統更加豐富、更加細膩精緻、或是更加沛然磅礴。荷馬史詩的演唱傳統，顯然不是文本（文字傳統）所能完全桎梏與掌控的，這也給我們一種啟示，去思考崑曲劇本（「案頭之書」）與舞台演出傳統（「筵上之曲」）之間的辯證關係。
在學術研究上，讓荷馬研究從古籍校勘中掙脫出來，從詩歌文本的文獻研究中解放出來，把荷馬史詩放回到史詩演唱傳承的範疇，回歸到表演藝術領域，是哈佛大學三代學者的貢獻。從1920年代開始的Milman Parry（1902‑1935），到他的學生 Albert B. Lord（1912‑1991），再到繼承這一學術傳統、仍在哈佛任教的 Gregory Nagy（1941‑ ），三代學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才使我們超越了過去以文獻為主、白首窮經式的荷馬史詩研究。荷馬史詩原來是個演唱傳統，只有在演唱傳承絕滅之後，文字記載才成為「退而求其次」的文化傳統。
人類文化傳承的載體是多元的，並非只有文獻研究。研究中國戲曲傳統也一樣，不能只是考證文本，要認清這是活在舞台上的文化傳統，是表演藝術的傳承。比荷馬史詩更可貴的是，崑曲還活着，還活在二十一世紀的舞台上。
▲本文摘自《姹紫嫣紅開遍——崑曲與歷史文化》，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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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諾蘭執導的史詩巨製《奧德賽》在近日上映，全片以IMAX膠片呈現古希臘英雄的漂泊傳奇，讓觀眾深刻感受史詩的磅礴魅力。
沉浸於光影之際，鄭培凱教授的文章亦引導我們深入思索一個文化課題：崑曲傳承與荷馬研究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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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曲傳承與荷馬研究有什麼關係？一個是中國的戲曲表演傳統，另一個是古希臘史詩的研究。一個是舞台上的唱唸做打，搬演的是中國的民間故事；另一個是長篇鉅製的英雄史詩，講述的是古希臘的神話傳說。崑曲舞台上，演的是關公單刀赴會、唐明皇楊貴妃夜半私語、杜麗娘遊園驚夢、朱買臣馬前潑水；荷馬史詩則像彈詞說書，講述的是阿基琉斯的憤怒、特洛伊的戰場風雲、奧德修斯浪跡天涯、伊塔卡島殲滅眾兇。有什麼關係？看起來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當然，有些研究比較文學的專家，認為天下文章沒有不可比較的。於是，洪昇《長生殿》寫的安祿山之變，可以和《伊利亞特》的疆場鏖兵做比較；湯顯祖《牡丹亭》裏的杜麗娘花園尋夢，可以和《奧德賽》的佩涅洛佩獨守空閨做比較。橘子和蘋果比較，火星與金星比較，太平洋與地中海比較，唐朝人戴的襆頭與羅馬人穿的涼鞋比較，莎士比亞的鬍髭與李清照的眉眼比較，真是天下沒有不可比較的。我真不知道這樣的比較文學，在比什麼、較什麼，對學術有什麼貢獻？依我看來，只是混淆不同文化範疇的文學傳統與文本，一筆糊塗賬，愈比愈糊塗，倒是可以創立一科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名曰「文學糊塗學」。
那麼，把崑曲傳承與荷馬研究拉到一起，是不是也屬「文學糊塗學」的一支呢？那倒不是，而是大有其內在相關的道理。關鍵是，崑曲表演與荷馬史詩都屬表演藝術，都有演唱傳統，都涉及「非實物文化傳承」（我實在不喜歡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一詞）的內在運作。相互比較，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口傳心授的藝術傳統是如何繼承、如何薪火相傳的，又是如何讓傳承者透過傳統技藝的內化，在展現演藝傳統的表演時刻，即興發揮，使傳統程式變成光輝耀眼的藝術提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讓演藝傳統更加豐富、更加細膩精緻、或是更加沛然磅礴。荷馬史詩的演唱傳統，顯然不是文本（文字傳統）所能完全桎梏與掌控的，這也給我們一種啟示，去思考崑曲劇本（「案頭之書」）與舞台演出傳統（「筵上之曲」）之間的辯證關係。
在學術研究上，讓荷馬研究從古籍校勘中掙脫出來，從詩歌文本的文獻研究中解放出來，把荷馬史詩放回到史詩演唱傳承的範疇，回歸到表演藝術領域，是哈佛大學三代學者的貢獻。從1920年代開始的Milman Parry（1902‑1935），到他的學生 Albert B. Lord（1912‑1991），再到繼承這一學術傳統、仍在哈佛任教的 Gregory Nagy（1941‑ ），三代學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才使我們超越了過去以文獻為主、白首窮經式的荷馬史詩研究。荷馬史詩原來是個演唱傳統，只有在演唱傳承絕滅之後，文字記載才成為「退而求其次」的文化傳統。
人類文化傳承的載體是多元的，並非只有文獻研究。研究中國戲曲傳統也一樣，不能只是考證文本，要認清這是活在舞台上的文化傳統，是表演藝術的傳承。比荷馬史詩更可貴的是，崑曲還活着，還活在二十一世紀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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