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1606-1645）率領大順軍攻破北京。詔令之下，宮中周皇后（1611-1644）、妃嬪相繼殉身，明朝君主朱由檢（1611-1644，1627-1644在位）見大勢已去，在四面楚歌之中走上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縊身亡，是中國歷史上極少數臨危一死的皇帝。一統江山長達二百七十七年的明王朝遂以帝后雙殉之悲劇黯然落幕，史稱甲申之變，王世德（1613-1693）《崇禎遺錄·敘》云：「嗚呼！從來死國之烈，未有烈於先皇；亡國之痛，未有痛於先皇者也。」自此，南明、大順、滿清三個政權展開激烈的軍事鬥爭與政治博弈。

以崇禎之死為標誌的甲申之變是明清易代極重要的公共事件，身處這個歷史時空隸屬不同陣營、不同階層的人大多受其影響，而被迫作出一個又一個的艱難抉擇，主宰許多人的生或死、降或逃、出或處等的人生命運。此一歷史節點亦大幅改變中國疆土的政治局勢、社會風氣與民族觀念，迎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大一統的帝制朝代。

回顧甲申之變的研究，以檔案文件（documentary text）包括正史、野史、方志、實錄、筆記、文集為切入點的史學研究非常豐富，但以文學作品（literary text）尤其是詩歌為切入點的文學研究則明顯不足，而有關悼念崇禎帝詩作之研究更付之闕如，促使筆者撰成此書以回應此一失衡的現象。

詩家之心，史家之識

明清之際有關甲申之變崇禎之死為數不少的詩作，提供精細的文本以重現國變君亡之後綿延不絕的歷史故事，它就像時代的切片，讓後人窺見明清易代中的歷史動態、戰爭細節、勢力消長，以及詩人因應戰事發展與人生際遇，而對不同政權有不同的評價，甚至曖昧不清、前後不一的政治立場，具有難以取代的文獻價值。

詩人在意義構築的過程中，集中截取歷史現場或想像中的典型畫面，以小見大，將客觀的歷史事件提煉成形象的藝術精品，字裏行間彌漫著創作主體的一己情思，並佈置種種的隱喻與隱語。有關詩作本身是一個主觀化、片斷化的文本再現，這些經由內心世界賦予特定史事特殊意義的「敘述真相」，不完全等同外在世界普遍意義的「歷史真相」，也不能被歷史真相全部驗證。但我們分析詩作的主體性，能有效呈現詩人特殊的心靈世界與政治寓言，立體地重塑一個人不同階段的生命歷程。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 （Jean-François Lyotard） 認為主流意識形態下支配的宏大敘事 （grand narrative） 會遮蔽許多小型敘事 （little narratives），提示我們建設歷史大廈在追求宏大之外，亦不能忽視如何雕刻細節與重塑精魂。

尤其在變亂之際，如果人民艱難的選擇和苦痛的心靈被史書壓縮成冷靜的陳述與量化的數據，多少血肉之軀的動人情思則被掩蓋、被歸納、被化約，而詩歌不失為一面鏡子，投映歷史人物的精神面貌、複雜思緒與鮮活記憶，實可補史書之不足。蔣學鏞（生卒年不詳）閱及明遺民詩歌時曰：「傳中各為表其大節，記其軼事，往往姓氏已淪狐貉之口，一經選錄，其詩傳，而人亦與之俱傳，遂令蒼磷碧血、苦檗貞松，無不湧見鬚眉，呈露芒角。」這種在尺幅之內如見其人的審美體驗，正是人因詩傳的決定因素，詩人生命的結束才是後人招魂的開端。逝者已矣，但不同時代的讀者涵泳其詩，得以思接千載而視通萬里，栩栩如生之鬚眉芒角，可舒卷眉睫之前，文學賦予死者一種超越形體與時空的不朽生命。

抉發隱語，窺探人心

清廷以異族身份入主中原，對華夷的種族議題與南明的抗爭歷史諱莫如深，於是屢興文字獄，藉此鎮壓異端。人民若不慎涉足難以捉摸的禁區而威脅到清王朝的統治，就會遭受嚴厲的懲罰，以達到其警戒時人的效果。

順治年間，《再變記》作者函可（1611-1659），因書內提及抗清殉難事跡而被捕，在獄中慘受酷刑拷打，被遣發至東北瀋陽。在政權之威懾下，人人自危。康熙年間，出現「江浙兩大獄」，即莊廷鑨（？-1660）《明史》案與戴名世（1653-1713）《南山集》案，二人私自修史，奉尊明朝年號，不願承認清朝的正統性。結果莊廷鑨被開棺戮屍，戴名世被斬殺，受前者牽連被處以極刑七十餘人，受後者禍延的方氏族人被流放寧古塔。可見叛逆之思，形諸文字，輕則殺身喪命，重則滅門誅族。

吳偉業（1609-1671）〈與子暻疏〉言：「每東南有一獄，長慮收者在門，及詩禍史禍，惴惴莫保」，隨時被門外監視者緝捕之恐懼，令人毛骨悚然。此後文網漸嚴，血腥大獄屢生，呂留良（1629-1683）、查嗣庭（1664-1727）、曾靜（1679-1736）等案，大規模處決、株連、凌遲、戮屍之威嚇，發展到自我審查、旁人告發的地步。人民無時無刻地在檢點自己，造成無所不在的自我壓抑、自我刪竄，那些官方原來憑藉物理力量在深度與廣度上絕對無法達到的禁制，悄悄地完成了。

然而，再密的網亦有縫隙，「隱微書寫」（subtle writing）於焉而生。中國史學傳統的《春秋》筆法，《詩》學傳統的美刺技巧，都為身處受壓的言論空間的士人提供理論資源與寫作勇氣。明清之際，雖然清人鞏固了對漢人的統治秩序，但漢人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場自覺需要為故國存信史、褒揚殉國人物、反省亡國原因，乃通過不同渠道評述前朝史事。王夫之（1619-1692）《讀通鑑論》說：「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闡述的史事雖成過去，但具有鑑往知來的功能。黃宗羲（1610-1695）呼籲：「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而推尋桑海餘事，知橫流在辰，猶以風教為急務也。」顧炎武（1613-1682）也宣示：「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在政權更替的消極時代，明遺民積極標舉史學之用在於經世、反思，為前朝史事的輯錄與評論投入大量心血，促進研治明史之風氣，亦體現出他們如何在不觸犯清朝忌諱的前提下表彰明朝忠臣的策略，為受政治抑壓的史家爭得若干發言空間。

除了史學著作，詩歌在言論審查的困境亦能發揮見證與褒貶的功能。屈大均（1630-1696）〈東莞詩集序〉云：

士君子生當亂世，有志纂修，當先紀亡而後紀存，不能以《春秋》紀之，當以《詩》紀之。

遭逢亂世，士需要賦予詩歌紀事的作用，運用史論筆法釐探歷史教訓，而詩歌與《春秋》同樣有言辭曲折而寓意深刻的書寫傳統，兩者大可秘響旁通。魏禧（1624-1681）在〈紀事詩鈔序〉中闡述，詩歌在世變之際能為有心之士提供一個幽微的祕道抒發隱情、寄託思想。這些話語的背後，揭示清初士人既忌憚清廷的監控力量，又不願捨棄士大夫的紀事責任與價值判斷，亦因為寫史有時候比起寫詩更大阻力、更高風險，於是利用婉曲詩筆傳達深刻寓意，貫通詩歌與《春秋》二者異流而同源的褒貶脈絡。諸人經常使用的修辭策略是通過「古典」與「今事」的並置以諷喻新朝、怨刺時人、眷念故國，希望後世有識之士體察他們在有限的夾縫回應了時代的挑戰，一如自古史家與詩家在亂世賦予文字婉而成章的見證意義，以及以隱語代替肉身完成了道德使命。

清初士人將凝定的歷史資源轉化成隱匿心曲的屏障，有助寄寓褒貶，規避審查，減低被深文周納而危及性命的風險，經由歷史符碼的遠引曲喻、意象網絡的連類引譬、諧音歧義的語帶雙關等技藝的層遞疊加，築構成一座座晦澀的、多義的、充滿詮釋可能的詩歌迷宮，任何單一視角的詮釋都無法窮盡其蘊含的所有義涵，讓後人解謎般費盡心思抉發其深藏的政治寓意。詩內綿密事典與詩的多樣性。

明清易代，天崩地坼，不同士人無論是武力抗清、投降仕清、避世歸隱、祈死佯狂、逃禪披緇、刻苦治學、虛與委蛇等等，都需要為其政治抉擇與存亡價值辯解。他們每次的辯解之後也許又有新的辯解，因為各人隨著世運轉移容易在不同身份與抉擇之間游移不定，當中交織抗爭與投降、希望與絕望、記憶與遺忘、守義與趨利等既對立又並存的掙扎情緒，這正是失序的時代帶來的震盪。詩文表層的隱語系統、意象網絡、歷史面具有利於他們曲折流露出內心深處未被他人甚至自身理解的迷惘情感與混沌思想。易言之，隱微書寫可能比起鋪陳直敘更能表達時代的紛亂與精神的分裂，折射陵谷遷變一代士人其辭隱、其志惑、其情苦背後諸因素糾纏不清的寫作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