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的日常生活是理解戰爭的重要窗口。知識社會學認為，日常生活現實是一種至尊現實，當戰爭擾亂日常生活，人們將試圖持續過往，並為此發展出系列策略。在抗日戰爭中，華南抗日縱隊是與八路軍、新四軍並稱的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基於華南抗日縱隊主力——東江縱隊老戰士的口述史資料研究，為我們理解戰爭時期人們的日常生活提供重要資料。

本書乃基於中山大學李以莊教授1978年至1983年間訪談的東江縱隊老戰士口述史資料（已合集為《東江縱隊口述史（上下冊）》）之研究成果，從衣食住行、疾病醫藥等日常生活着手，呈現日軍侵略給人們帶來的深重災難，進而理解華南地區的人們抗擊日軍侵略、應對困難的智慧與勇氣。與華北抗日根據地相比，華南的根據地面積和人口較少，大部分地區屬於游擊區，觀察華南抗日游擊隊的日常生活，能顯著發現中共領導下的軍民在流動中應對干擾、在「非常」境地中戰鬥的智慧。

關於苦難的集體記憶

在此，筆者援引《東江縱隊口述史》，呈現部分民眾及游擊隊戰士回憶。日軍侵略時期，羣眾食不果腹是常態。1938年10月，日軍侵佔東江下游各縣及廣州等地。東江縱隊老戰士李全多年後回憶，「日寇登陸後，就掃盪，把周圍的村莊來一個掃盪，姦淫燒殺搶都有。日本登陸以後住在大鵬城，把民房打穿了洞，做馬房，在人家米缸大便，把鍋打破。在大鵬城對面有個東山府，被日寇放火燒光了。」香港淪陷後，糧食水電不足，日軍要疏散人口，不走的強迫運走，「1942年底，有一次我們在大鵬灣，看見日本人不斷地把老百姓用船運到海灘上，丟下來。這些老百姓，是在香港街上突然被捉住的。關一個月左右，不給什麼東西吃。於是餓得半死，又病倒，然後把這些人裝上船，送到沙灘上丟下就走。我看見這一大片河灘上有的人一下船就死掉，沒有死掉的，神志已不清醒，走路也是一晃一晃的，皮包骨……那場面若是在銀幕出現，是對日本法西斯的控訴；不是親見，是很難相信的。」（連貫口述）

香港淪陷後，日本借香港為跳板，意圖向東南亞進軍，不顧香港當地的社會民生，控制糧食、水電，致使大量百姓餓死。當時身處香港新界的許志明回憶，糧食不夠要吃樹葉：「西貢地區都是靠外地供應糧食的，戰前是靠暹羅（泰國）等地。香港淪陷後，這些地方都沒有米來了。日本鬼子便對佔領地實行糧食配給制，一日只配六兩四米一個人；有時還沒有米，只給些木薯。羣眾沒法生活，非常困難。很多人要吃樹葉，當地是吃苧麻葉、土茯苓、番薯葉，我家裏人也是吃這些東西。」身處香港市區的方蘭回憶：「街上餓死的人到處躺着。有的人剛死，就有人把他的腿肉割去吃了。大多數的死屍都很乾瘦，像風乾的骷髏一樣。」

面對餓殍遍地，中共領導的游擊隊在難民北上的沿路施粥救濟，「過了深圳，沿鐵路線就是一路擺菜（站）水站、粥站。儘管部隊生活很困難，還施粥給難民吃。」（方蘭口述）

糞桶送飯——勞動人民支持東縱抗戰的智慧 

在中共領導下，廣州和東江地區於1938年淪陷之初就建立起抗日武裝，1940年秋建立起大嶺山和陽台山兩個抗日根據地。東江縱隊多數時間以流動形式隱蔽、生活和抗戰，風餐露宿、有病無醫是常年遇到的困難。儘管如此，游擊隊仍有常規的補給渠道，包括且不限於以下四個方面：一是保護羣眾獲得稅源和糧食；二是愛國羣眾和華僑捐贈；三是建立合作社，買賣糧食物資；四是抗擊日軍、敵偽的戰鬥繳獲。但在普通羣眾都缺衣少食的情況下，游擊部隊物資補給更加困難。游擊隊能克服重重苦難生存下來，離不開軍民「魚水情」——

常規糧食補給不足，游擊部隊往往需要向羣眾買糧食。困難時期，小小紅薯即可救命，因此它被稱為「觀音指」。倘若沒能接觸到當地羣眾，部隊只得餓肚子。若沿路民眾不熟悉部隊，給予支援少，部隊也往往生活困難，在戰場上受壓制。只有在當地民眾理解和支持的情況下，戰士們才能勉強吃上一頓飽飯。

羣眾向游擊隊提供糧食物資存在很大風險和困難。但為打跑侵略者，羣眾發揮勞動人民智慧，發展出頗具創意的方法給游擊部隊送餐送食。根據李以莊書中記載的邱特口述，「檢查很嚴，他們便用尿桶擔飯，用葉鋪好，中間放飯。上邊蓋一層大糞。廁所裏是放草木灰的，他們就放這種混了大糞的灰在上邊。這時正是耕田上糞之時，他們就用這辦法給我們送飯。」

這樣的送飯方式在耕田上糞時節非常普遍，糞桶可能放在田間很多地方，「老百姓知道游擊隊在山上沒有吃的，很着急。他們把飯煮熱，把地瓜煮熟，放在糞桶底下；上邊鋪上用火灰混起來的肥料，把這些糞桶在山上到處放。游擊隊碰上，就有得吃；碰不上，就沒得吃。那老百姓真是好。」（溫平口述）

游擊隊的飲食生活實踐反映了他們與民眾的緊密聯繫，「為人民服務」因此成為革命道德的核心。在資源短缺的條件下，集體主義是一種保護共同利益的選擇。游擊隊成員共同的苦難記憶加強了他們的歸屬感，促進了軍隊生活共同體的形成。這些經驗通過社會實踐例行化，成為中國革命道德和組織制度的一部分，為新中國建設奠定了基礎。

女性在戰爭中的獨特優勢

軍隊和戰爭通常被視為男性主導的領域。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中，女性戰士十分活躍。1940年，陝甘寧、晉察冀、晉冀魯豫和山東部分地區，共有女自衞隊員158萬人；瓊崖縱隊中女戰士佔比約10%；東江縱隊女戰士佔比在10%至18.5%。

本書第四章以組織理論結合性別研究視角，指出女性在戰爭中有獨特功能優勢，能幫助游擊隊更好適應資源分散環境。這些優勢包括：幫助部隊深入羣眾、建立良好形象的「合法性功能」；巧妙運用性別身份發揮的掩蔽性功能；知識女性所發揮的專業性功能以及傳統女性角色所發揮的支援性功能。

日軍在淪陷區燒殺搶掠，國民黨政府潰逃，土匪橫行。從羣眾角度來看，成羣結隊的武裝隊伍很有可能是土匪。游擊部隊在淪陷區活動，需要建立良好形象以獲得羣眾支持，但當時政治形勢複雜，不能直接打出共產黨名義。即便如此，羣眾仍會認為這是一支好的武裝，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支隊伍「男女都有」，而羣眾樸素地認為「沒有女土匪的」（陳達明口述）。女游擊隊員的存在，為游擊隊與羣眾進一步接觸提供了契機。接觸後，「老百姓見我們講話和氣，打壞蛋，收公糧也很少，就對我們非常好」。

爭取地方羣眾支持的工作多由女性進行。游擊隊意識到，發動羣眾力量「讓女同志做思想工作比較方便，因為敵人對女同志監視沒那麼嚴」（陳達明口述）。日偽軍清點人口篩查游擊隊時也主要篩查男性。因此，農村女性往往是開展羣眾工作的首要接觸對象，女戰士開展活動容易取得信任。游擊隊員在開闢工作時常會到羣眾家裏「認親戚」，也先從女性着手。

抗日戰爭中女戰士的功能優勢，既是游擊隊「兵民一體」的自然系統特徵要求，也是女性靈活操演新舊文化性別角色的結果。中共領導的游擊隊，以契合女性訴求的意識形態、動員網絡、參與模式和組織文化贏得女性支持，成功發揮了女性在游擊戰爭中的優勢。

《東江縱隊口述史》成書始末

本書其他章節以《東江縱隊口述史》及其相關史料為資料，以組織理論為研究視角，探討了社會網絡與組織韌性的關係、個體在組織動員下的情感動向與行為決策等多個方面，以助更好理解中國共產黨在戰爭艱難環境下發展壯大的過程。

研究的資料基礎《東江縱隊口述史》，來自於中山大學退休老教師李以莊教授於1978至1983年間對七十多位東江縱隊老戰士的訪談。敝人非常榮幸能參與這一珍貴史料的編輯整理工作。

李以莊教授是香港電影史研究的專家，其家族中曾有20餘位親屬參與東江縱隊活動。2013年適逢「中山大學港澳研究30周年」紀念，《當代港澳研究》提前準備紀念專輯，執行主編黎熙元教授囑我為李以莊老師寫個小傳，我因此與李老師結緣。2016年，我們再次拜訪期間，李老師憶起當年她採訪東江縱隊老戰士一事，並向我們展示了她保存了三十多年的十多本訪談手稿。她希望有生之年能將訪談資料出版，告慰東縱老戰士在天之靈。

對此，香港和中山大學學界前輩從中牽線，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全力支持。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院長何俊志教授於2017年多次拜望李老師，並組織團隊錄入手稿，至當年11月，十多本訪談記錄手稿轉化為約66萬字電子文檔。2019年夏，完成了第一遍校對工作。2020年3月，我入職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在領導囑託下繼續完成書稿，開始第二次校對及編輯整理工作。

由於李以莊老師的訪談完成於1978年至1983年，且以繁體記錄，口語、俚語居多，因此，我們還通過聯繫當地人，從方言（如粵語、客家話）理解當時當地語境，梳理文句，將不同理解以編者註的形式說明。編輯過程也需與正史記載相核對，這獲得了廣州市東江縱隊研究會祕書長李愛平及多位專家的大力支持。最後成書約六十萬字，分上下兩篇、八個章節。

抗日戰爭歷史是中國國家意識形成的重要集體記憶。本書從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疾病醫藥、性別觀念等着手，能幫助我們以貼近當代生活的方式理解抗日戰爭。東江縱隊的口述史再現了廣東東江地區民眾共同抗戰的集體記憶，歷史上的粵港澳大灣區，東線如香港、深圳、東莞、惠州、廣州增城等地的抗日活動，互為犄角，共同抗戰。這也揭示了一個歷史事實：香港的歷史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地方歷史，而是在地理和文化上與珠三角連成一片。

▲本文摘自《非常與日常：抗戰中的生存實踐、組織過程及女性參與》序，此處略有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