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新書上架｜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朝鮮篇

書摘

新書上架｜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朝鮮篇

朝鮮半島地處中國與日本列島之間。正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每當中原王朝或日本列島發生王朝鼎革之類重大政局變動，抑或中日兩國之間力量對比出現變化，其影響往往迅即波及朝鮮半島。此類影響多體現為軍事侵略等形式，致使朝鮮半島屢陷危機。朝鮮半島所置身的地緣政治格局，昔時朝鮮時代士大夫常以「腹背受敵」與「四面受敵」喻之。所謂「腹背受敵」，意指前後皆遭敵人夾擊；而「四面受敵」，則謂四面皆敵、無處可避之境。包括朝鮮王朝在內的朝鮮半島歷代王朝，在制定對外政策時，皆須充分考量此種地緣政治現實。當其與西北方向的漢、女真、蒙古、契丹等勢力關係緊張或處於對峙之時，便不可同時採取與東南日本交惡之策。反之，與日本關係惡化之際，亦須審慎處理與中國諸朝的關係。蓋因若同時開罪中國與日本列島雙方，則不僅政權有傾覆之虞，甚至國家存續亦將岌岌可危。自朝鮮王朝建國以來，對大明奉行事大之策，對日本則行交鄰之策，其目的在於維持與兩國的穩定關係—此種外交取向，正是基於上述地緣政治現實的考量。

儘管朝鮮通過事大政策尊奉明朝，並以交鄰政策與日本維繫往來，然其背後實存在一貫的原則與立場。朝鮮向明朝遣使朝貢、接受冊封、行用正朔、奉其年號，並以諸侯國自處，確係事實。若將以貢物覲見天子視為「朝貢」，將天子頒賜王號、官爵視為「冊封」，則朝鮮確實被納入以明朝為中心的「冊封體制」與「中華秩序」之中。然則，朝鮮所踐行的事大政策，並非單方面盲目順從，實自有其堅守之準則與限度，其背後實有大國對小邦所施之「字小」之義。「字小」者，謂大國非以武力相懾，而是依禮義與名分，以德澤施行懷柔。換言之，朝鮮將明鮮關係中的「字小事大」，視作一種雙向互惠的理想關係範式。

朝鮮所追求的對日本等國所謂「交鄰」，並非平等的關係，其內核實依據「交鄰以道」的理念與原則，朝鮮自居「大國」與「上國」之位，處於優勢地位，而對如日本等「蠻夷」施行撫慰與包容。基於這一立場，朝鮮在處理與日本、女真等關係之際，始終慎重考量懷柔與威懾二者的平衡。即：唯有適切分配恩惠與威嚴，方可使日本、女真等勢力歸順，從而維繫較為穩妥而持久的邦交。

儘管朝鮮在維繫與明朝、日本之關係及開展外交活動中，始終遵循「字小事大」與「交鄰以道」為理想原則，然實際局勢始終是動態的。首先，「冊封體系」與「中華秩序」並非恒定不變。蓋因「中華」與「夷狄」關係，常隨時間推移與權勢消長之勢而變動。一旦「中華」與「夷狄」間力量對比發生轉變，所謂「體系」與「秩序」亦必然隨之更易。事實上，自十四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五百餘年間，朝鮮半島周邊地區屢經權勢更迭。僅就顯著之變動而言：在中國，十四世紀後期，蒙古族所建元朝覆亡，由漢族王朝大明替代，史稱元明更替；至十七世紀初，明朝衰微，滿人所建清朝崛起，是為明清鼎革。而在日本列島，十六世紀中後期，持續百餘年分裂戰亂的「戰國時代」告終，豐臣秀吉初步實現統一；至十九世紀後半葉，行「幕藩體制」的武家政權瓦解，天皇親政之制復興，其國體政制遂發生劇烈變遷。如上所述，於十四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初，每值中國與日本列島發生重大變局之際，朝鮮半島的朝鮮王朝亦往往被捲入劇烈動蕩之中。首先，當元明鼎革之時，朝鮮半島亦發生政權迭代，高麗王朝遂亡，朝鮮王朝乃立。

1392年肇建的朝鮮王朝，在其創業與守成之基業初定過程中，始終難以擺脫元明鼎革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接着，待朝鮮王朝步入中衰的十六世紀末葉，統一後日漸崛起的日本，在挑戰明朝的過程中，悍然入侵朝鮮，致使其國祚瀕危〔壬辰倭亂〕。及至壬辰兵燹方息未久，十七世紀初又逢中國大陸明清鼎革的動蕩，朝鮮再度遭受清朝入侵，終降服〔丙子胡亂〕。逮至十九世紀初，伴隨以鴉片戰爭為標誌的「西勢東漸」，清朝國勢日頹；與此同時，十九世紀後半葉日本漸次興起，朝鮮半島復成為清日兩強角逐之場域，其後果則為1894年清日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此後日俄戰爭等列強競逐朝鮮半島之爭端愈演愈烈，終致1910年朝鮮王朝國權不守，遂告覆亡。

在長達五百餘年的朝鮮王朝統治時期，綜觀中國與日本列島所發生的權勢更迭，以及隨之而來朝鮮半島必須應對的動蕩與劫難，對外交涉無疑成為朝鮮王朝至關重要的政治課題。面對大陸與東瀛的強勢，外交實為保境安民、存續社稷之根本手段。朝鮮王朝如何與中國的明朝、清朝，以及日本列島諸政權構建並維繫關係，又憑藉何種外交策略得以在變局中護守疆域、延續國祚？

本文摘自《韓國對外關係與外交史‧朝鮮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