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文道悠悠　千年一脈︰中華經典古文新讀

讀者推介

文道悠悠　千年一脈︰中華經典古文新讀

在中國古代散文中潛泳經年，品鑒由先秦諸子到清末的精品佳作，我最大的感悟是：文有古今，道心為一；以文明志，見情見性。在我看來，天下之至文，必是有真我個性，有情懷見精神，又有興味的藝術之花。

文者，氣之所形。衡定一個作品的優劣、高下，首先看的是內涵氣質。正如美人之美在骨不在皮相，文章之美在境界，在風骨，在氣韻，在風神，是一種胸襟器識的表現。以此為透鏡審視歷代散文佳作，莫不是有精神的文字。

先秦百家爭鳴，盡顯智慧

先秦時期，以歷史散文及諸子百家的說理文為主，前者如《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後者有《論語》、《孟子》、《莊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左傳》是一部史書，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如〈鄭伯克段于鄢〉，記述鄭國的君權之爭，反映的是春秋時期的政治現實。左丘明以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不作一句是非評說，褒貶卻在其中。此作寄寓遙深，歷來被視為「文章之祖」。《戰國策》是記錄策士言行事跡的史書，善於敍述完整故事，陳述縱橫家的政治主張或外交策略。如〈鄒忌諷齊王納諫〉，鄒忌以小事作喻，規勸齊王納諫去蔽，展示鄒忌的辯才，是意趣盎然的篇章。在諸子百家中，孟子有「好辯」之名，下筆氣勢充沛，雄辯滔滔，一篇〈論知言養氣〉已見其浩然之氣。莊子頭腦大異常人，其文神思飛越，想落天外，一篇〈逍遙遊〉盡顯智者的非凡智慧，思想性與文學性兼具。

秦漢魏晉南北朝立史之經，成文之典

秦漢魏晉南北朝，文風特色各有表現。漢代散文有三大類別：史傳文、政論文、漢賦。司馬遷是偉大的史學家，也是傑出的文學家。他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寫下《史記》這一部大書，為後世立下寫史的標竿，也揭櫫了一種發憤著書的文學精神。如〈游俠列傳序〉，秉筆直書，力排謬見，為游俠正名，體現出為世所輕者抱打不平的凜然之氣，彰顯的正是文學應有的風骨與風力。西漢文章有高古雄渾之風，這在賈誼、晁錯的政論文中有突出的表現。賈生的〈過秦論〉論述秦的興亡，力數暴秦之過，一句「仁義不施」，一針見血，不愧為「西漢鴻文」。

魏晉南北朝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創作出現個性化的新風尚。建安年間的文學以「風骨」見稱，「三曹」是引領者，他們的書札都是上品。曹丕的〈典論．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的說法，指出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對文學的價值與功用作出高度的肯定。「文氣」一說強調作者的個性氣質，區分出詩賦與實用類文章的差別，對促進創作的個性化、藝術化追求具有重要意義。晉代王羲之是「書聖」，也是文學大家，一篇〈蘭亭集序〉抒發「修短隨化」的生死感慨，對人生作出深遠的哲學追問。「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是文學的哲人。一篇〈歸去來兮辭〉，流露其真性情，表現的是隱逸的心性、超然的人生觀；一篇〈桃花源記〉，做的是沒有強權、沒有暴政的田園夢，體現了一個作家對理想世界的憧憬。魏晉散文風格趨於清峻通脫，很好地體現出文學的抒情精神。

唐宋金文以明道，名家輩出

唐宋是古代散文的繁榮期，名家輩出、佳作紛呈。韓愈撐起文學革新的大旗，「文起八代之衰」。這位創作的多面手，眾體兼擅，文章內容豐富、感情充沛，文筆雄奇奔放、縱橫恣肆。〈送孟東野序〉一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揭示創作的普遍規律，可謂道盡千古文心。柳宗元同為「古文運動」的旗手，提倡「文以明道」，創作以遊記、寓言、傳記為主，擅以曲筆寄寓個人幽憤，思想深刻，感慨深沉。「一代文宗」歐陽修是宋代詩文革新的領袖，其理念與韓愈一脈相承，主張明道、致用，對不務實際的浮靡文風痛加撻伐，為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壇注入了生氣。他的文風曉暢自然，藴藉委婉，〈醉翁亭記〉、〈五代史伶官傳序〉等都是佳品。蘇東坡是中國文化史上少見的藝術通才，詩文書畫皆有卓著的成就。這位典型的士大夫文人，「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氣，氣以達其文」（〈送人序〉），為人曠放達觀，為文自然多姿。〈前赤壁賦〉懷古傷今，飽藴情思與人生感喟，是用生命寫成的本色文章。「唐宋八大家」，除了「韓柳」、「歐蘇」外，還有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轍——他們都是「古文運動」的傳薪者。

明清明察秋毫，見情見性

明清兩代文化專制，文禁森嚴，八股盛行，然而花木總會向陽而生，在窒悶的時代環境下仍不乏有個性的創作。明代前後七子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興起摹古思潮，掃除「台閣」積弊，卻又帶來抄襲模擬劣習。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起而加以矯正，歸有光、袁宏道等，為明代文壇引入一股清風。歸有光是深得文學名家真傳的散文家，他的小品常從小處着眼，在閒散平易處見真章，〈項脊軒志〉、〈寒花葬志〉等都是有情文字。袁宏道深受李贄「童心說」影響，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為文頗見性情，〈晚遊六橋待月記〉、〈滿井遊記〉，都是清新明快的記遊小品。明末清初，小品是一道亮麗的風景。張岱是那個時代少見的個性之人，遭逢朝代更迭，由錦衣玉食而到晚景淒涼，人生的巨大落差為其筆底帶來一重興廢存亡之慨，如〈湖心亭看雪〉就寫出一種清寂的人生境界。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由「桐城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到曾國藩，其「義理、考據、辭章」的主張，為文人立下為文的軌範，對文壇影響深遠。乾嘉時期，袁枚提倡「性靈」一說，文章寫得情真辭切、清新暢達，可謂一代才人。清末社會萬馬齊喑，大詩人龔自珍以文明志，一篇〈病梅館記〉揭露摧殘人才的弊端，表達呼喚變革的心聲，也是見風力、風骨之作。

縱觀這些名篇佳作大都深藴古代讀書人的氣節：守道義、知廉恥，或有伯夷叔齊之志，或有憂國憂民之心，或有潔身自愛之德，概而言之，秉持了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傳統。中國古代散文無論如何發展演化，始終都注重教化功能，即以「明道」、「載道」為核心價值。文道悠悠、千年一脈。這也表明，為文乃生命的寫作，以文證道、明志、抒情，有這樣的品質方顯文學精神。

本文節錄自《中華經典古文新讀》系列代序，小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