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推介
穿越中日文化大海！《摘藝中日》帶你領略二千年藝文交融的魅力
2025年香港書展推出的新書《摘藝中日》，不僅談文說藝，更細膩梳理中日藝文交融的脈絡與精髓，從漢字、詩歌、詩人、寺院、書法、繪畫以至壐印等不同藝術領域，勾勒出一幅中日文化互鑑的絢麗畫卷，是一場又一場中日文化的千年對話。
依山帶水的鄰邦：超過二千年的文化交流
《摘藝中日》作者首先談到，揭開中日關係的可追溯到秦始皇時代的徐福。關於其人其事，最早出現於司馬遷的《史記》，日本人也深信不疑，認為他登陸的地方就是日本本州和歌山縣的新宮市。在歷史上，沒有確切地說明，徐福所到之處就是日本，不過，即使徐福沒有真正到達日本，但秦漢時期移居日本的遺民卻不少。漢字隨他們登陸日本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只是初時，漢字應用的範圍並不太廣而已。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公元三、四世紀便已有漢籍傳入日本，漢字以及中國文化自然也隨之東傳日本了。
另一方面，從日本來中國留學或遊歷者，也從不間斷，傳入中國的日本器物，特別是日本刀，更大受歡迎，北宋兩位大詩人歐陽修、梅堯臣便先後寫了題詠日本刀的詩作。這都可見中日交流是如何頻密。《摘藝中日》便是以中日文化交流為經緯，跨越二千年的時空，娓娓道出關於中日藝文傳承與創新的故事。
從音樂到寺院：漫談不同形式的生活藝術
中日關係的密切，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摘藝中日》前幾章，由中國古代生活與藝術的關係談起，當中提及到的燈謎，就是利用漢字的形、音、義俱備的特點，隱意於文義之中，製作出巧妙貼切而又曲折傳神的謎語，這是漢字獨有，不太可能翻譯成外文的，從這點看，燈謎確是只有中國才有的一種藝術。
巧製的燈謎是趣味盎然的文字遊戲，遊覽名剎古蹟，從古老建築認識文化藝術，作者覺得又別有一番興致。五台山的佛光寺，是中國現存古老的木構建築物之一，實屬國寶級的文化遺產，從中可以窺見唐代木構建築物的規格與工藝。佛光寺還保存有泥塑、壁畫和墨跡等，都是極有藝術價值的文化遺產。
唐代木構建築之遺，不只有佛光寺，還有在鄰近又更古老的南禪寺，不過，比南禪寺更早了二十三年的唐代木構建築，卻是在日本古都奈良的唐招提寺。
東征的唐僧鑑真和尚：中日文化的使者
在《摘藝中日》〈唐寺遺風〉一章，就記載了日本唐招提寺的曲折故事。遠在奈良的唐招提寺建造時間比南禪、佛光二寺還要早，但它的創建，卻是中國唐代著名的渡日僧人鑑真和尚。他收到日本僧人延聘，發願東渡日本傳戒之時，鑑真已是五十五歲，名滿天下的大唐第一高僧了。當時，遠赴日本，交通不便，淼淼滄海，去者「百無一至」，甚至他的眾多弟子，最初也不積極，沒有誰料想到鑑真去志卻是那麼堅決的，他認為：「是為法事，何惜身命，諸人不去，唯我即去。」終於，鑑真開始了史無前例、深富戲劇性的「六次東渡」壯舉，前後經歷十二年，於唐天寶十三年( 公元七五四年)到達日本，那時他已屆六十七歲高齡，而且雙目也失明了。到了日本之後，還不到十年，鑑真便病逝於奈良，終年七十五歲。
鑑真每次出發，都帶了大量的佛典、雕刻、繪畫、書法、醫藥等冊籍文物，對唐文化的傳揚，尤其對日本文化的發展，居功至偉。日本當代著名作家井上靖的歷史小說《天平之甍》，寫的就是為傳授戒律而歷盡艱辛渡海到日本，創建奈良招提寺的鑑真和尚的故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這部小說改編為歷史舞台劇，兩者皆大受歡迎。
書法的魅力：中日書法家的交流與借鑑
鑑真隨身帶往日本的，其中還包括了王羲之、王獻之書法真跡。事實上，一些曾經入唐的日本僧人，也吸收了當時處於極高水平的唐文化，傳播到日本去。著名留唐學問僧空海，便是一例。書法，是中日文化交匯的另一核心，《摘藝中日》〈書之道〉一章便詳細講述了「平安三筆」。
所謂「平安三筆」，指的是日本平安時代最重要的三位書法家，他們是嵯峨天皇、空海和橘逸勢。空海入唐，將唐代書法精髓帶回日本，包括唐德宗、歐陽詢、李邕、王羲之等大量書跡和拓本。在〈書之道〉這一章，讀者能領略書法的藝術之美，也揭示了漢字及書法在中日文化傳承中的獨特作用。
詩詞與文學：中日藝文的思考與啟發
《摘藝中日》的核心之一是中日漢詩的對比與交流。「平安三筆」之一的嵯峨天皇，對漢詩的創作有極深的造詣，在日本漢文學的發展史上，他的成就更是非常特出。《摘藝中日》〈詩選與武夫詩才〉中，不但談及嵯峨天皇，對其他日本漢詩的作家更有不少介紹，說及少為人知的典故，更回顧了中日兩國歷史，探討中日文化交流在近代的意義。
日本「明治時期」，西學在日本大盛，西化的改革運動，新觀念，新事物大量湧入，舊有的、老傳統的東西，不是被唾棄淘汰，至少也得受到忽視，但是，漢詩的創作活動，在當時不單沒有因此而衰微不振，反而表現得既興旺而又普及，而且，漢詩的創作者不限於文人士子，就是其他界別的人物如政客、官僚，甚至商販、軍人，往往都有漢詩的寫作。《摘藝中日》的〈詩論與文化旅遊〉和〈武器與戰禍〉這兩章，探討了中日兩國詩人在漢詩創作方面的異同，以及日本漢詩詩人如何借鑑漢詩傳統，創作感懷身世、針砭時弊的漢詩作品。這些內容為讀者展示了中日漢詩的交融，理解中日文學交流的密切，更展現了漢字文化對日本的深遠影響。
文物寶庫：有鄰館的珍藏
不僅日本唐招提寺，《摘藝中日》也談到另一處同樣具有歷史與文化價值的地方，便是日本京都「有鄰館」。「有鄰館」珍藏了不少流失到日本的珍貴中國歷史文物，包括上至殷代的青銅器、南北朝代的佛像、唐代的三彩、敦煌的佛畫、漢魏的石經、歷代的壐印、書畫及其他文玩用具等，《摘藝中日》〈有鄰館之藏〉中，便詳細描述了這些文物的歷史背景與藝術價值。這章不僅讓讀者感受到中日文化之美，也激發了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思考。
一場穿越時空的藝文之旅
《摘藝中日》如同一把鑰匙，開啟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寶庫。從孔子的生活藝術到譽為「日本的王羲之」日本僧人空海的書法，從五台山的佛光寺到有鄰館的文物，這本書帶領讀者穿越時空，感受中日文化的交融與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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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香港書展推出的新書《摘藝中日》，不僅談文說藝，更細膩梳理中日藝文交融的脈絡與精髓，從漢字、詩歌、詩人、寺院、書法、繪畫以至壐印等不同藝術領域，勾勒出一幅中日文化互鑑的絢麗畫卷，是一場又一場中日文化的千年對話。
依山帶水的鄰邦：超過二千年的文化交流
《摘藝中日》作者首先談到，揭開中日關係的可追溯到秦始皇時代的徐福。關於其人其事，最早出現於司馬遷的《史記》，日本人也深信不疑，認為他登陸的地方就是日本本州和歌山縣的新宮市。在歷史上，沒有確切地說明，徐福所到之處就是日本，不過，即使徐福沒有真正到達日本，但秦漢時期移居日本的遺民卻不少。漢字隨他們登陸日本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只是初時，漢字應用的範圍並不太廣而已。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公元三、四世紀便已有漢籍傳入日本，漢字以及中國文化自然也隨之東傳日本了。
另一方面，從日本來中國留學或遊歷者，也從不間斷，傳入中國的日本器物，特別是日本刀，更大受歡迎，北宋兩位大詩人歐陽修、梅堯臣便先後寫了題詠日本刀的詩作。這都可見中日交流是如何頻密。《摘藝中日》便是以中日文化交流為經緯，跨越二千年的時空，娓娓道出關於中日藝文傳承與創新的故事。
從音樂到寺院：漫談不同形式的生活藝術
中日關係的密切，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摘藝中日》前幾章，由中國古代生活與藝術的關係談起，當中提及到的燈謎，就是利用漢字的形、音、義俱備的特點，隱意於文義之中，製作出巧妙貼切而又曲折傳神的謎語，這是漢字獨有，不太可能翻譯成外文的，從這點看，燈謎確是只有中國才有的一種藝術。
巧製的燈謎是趣味盎然的文字遊戲，遊覽名剎古蹟，從古老建築認識文化藝術，作者覺得又別有一番興致。五台山的佛光寺，是中國現存古老的木構建築物之一，實屬國寶級的文化遺產，從中可以窺見唐代木構建築物的規格與工藝。佛光寺還保存有泥塑、壁畫和墨跡等，都是極有藝術價值的文化遺產。
唐代木構建築之遺，不只有佛光寺，還有在鄰近又更古老的南禪寺，不過，比南禪寺更早了二十三年的唐代木構建築，卻是在日本古都奈良的唐招提寺。
東征的唐僧鑑真和尚：中日文化的使者
在《摘藝中日》〈唐寺遺風〉一章，就記載了日本唐招提寺的曲折故事。遠在奈良的唐招提寺建造時間比南禪、佛光二寺還要早，但它的創建，卻是中國唐代著名的渡日僧人鑑真和尚。他收到日本僧人延聘，發願東渡日本傳戒之時，鑑真已是五十五歲，名滿天下的大唐第一高僧了。當時，遠赴日本，交通不便，淼淼滄海，去者「百無一至」，甚至他的眾多弟子，最初也不積極，沒有誰料想到鑑真去志卻是那麼堅決的，他認為：「是為法事，何惜身命，諸人不去，唯我即去。」終於，鑑真開始了史無前例、深富戲劇性的「六次東渡」壯舉，前後經歷十二年，於唐天寶十三年( 公元七五四年)到達日本，那時他已屆六十七歲高齡，而且雙目也失明了。到了日本之後，還不到十年，鑑真便病逝於奈良，終年七十五歲。
鑑真每次出發，都帶了大量的佛典、雕刻、繪畫、書法、醫藥等冊籍文物，對唐文化的傳揚，尤其對日本文化的發展，居功至偉。日本當代著名作家井上靖的歷史小說《天平之甍》，寫的就是為傳授戒律而歷盡艱辛渡海到日本，創建奈良招提寺的鑑真和尚的故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這部小說改編為歷史舞台劇，兩者皆大受歡迎。
書法的魅力：中日書法家的交流與借鑑
鑑真隨身帶往日本的，其中還包括了王羲之、王獻之書法真跡。事實上，一些曾經入唐的日本僧人，也吸收了當時處於極高水平的唐文化，傳播到日本去。著名留唐學問僧空海，便是一例。書法，是中日文化交匯的另一核心，《摘藝中日》〈書之道〉一章便詳細講述了「平安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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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時期」，西學在日本大盛，西化的改革運動，新觀念，新事物大量湧入，舊有的、老傳統的東西，不是被唾棄淘汰，至少也得受到忽視，但是，漢詩的創作活動，在當時不單沒有因此而衰微不振，反而表現得既興旺而又普及，而且，漢詩的創作者不限於文人士子，就是其他界別的人物如政客、官僚，甚至商販、軍人，往往都有漢詩的寫作。《摘藝中日》的〈詩論與文化旅遊〉和〈武器與戰禍〉這兩章，探討了中日兩國詩人在漢詩創作方面的異同，以及日本漢詩詩人如何借鑑漢詩傳統，創作感懷身世、針砭時弊的漢詩作品。這些內容為讀者展示了中日漢詩的交融，理解中日文學交流的密切，更展現了漢字文化對日本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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