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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之約｜我的電影人生：香港、荷李活和北京

包括電影在內的香港流行文化，於六七八十年代蜚聲國際，一直是不少人緬懷、努力發掘的文化寶藏。《我的電影人生：香港、荷李活和北京》作者兼資深電影製片人張家振、《似是故人來——致香港流行文化的光輝歲月》作者兼資深跨媒體創作人司徒衛鏞、著名創作人兼電影人泰迪羅賓，以及《敍香園往事》作者兼電影人李恩霖，一同於書展文化講座中分享對本地流行文化的所思所感。

張家振先憶述，自己於六七十年代進入電影界，曾與李恩霖成為同事，並跟司徒衛鏞和泰迪羅賓相識。他認為，談起電影，往往只會想起眾多演員、導演或編劇的名字，但成就一部電影所牽涉到的人力物力，絕非觀眾所想像般簡單，每部電影背後更有一位重要推手——製片人。

他補充，自己當年從荷李活到中國內地發展，準備在內地的響頭炮作品《赤壁》時，缺乏人脈基礎，籌集資金十分難，由零到一，這正正顯示出製片人的重要性。當年與張共事的李恩霖補充，無論物資、大量臨時演員的安排、火燒連環船的工業意外和保險問題都是噩夢，但製片人只能逐一設法解決，讓電影順利誕生。

對於香港、荷李活、北京三地電影工業的異同，張家振指出，美國的分工仔細和人員工作態度都十分專業，而且工作團隊說到做到，制度極之健全。而內地電影則勝在人力資源充沛，幕前幕後更是高手輩出。

說到這裏，泰迪羅賓推許香港電影從業者十分聰明，很懂得變通，做事不死板，但在全盤預先籌劃方面則值得向荷李活的系統化學習。

三位講者又嘗試探索香港電影的未來。泰迪羅賓強調，不同意「港產片已死」之說，反之現時香港電影仍在不斷發展，近年出現了很多已經努力了十多二十年，既有天分又幸運的新一代電影人。

司徒衛鏞補充，其新著作中述及的十七位流行文化標誌人物，象徵着六七八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輝煌。冀大家溫故知新，從這些巨匠的身影之間尋求啟發，探索如何延續流行文化的生命力。

最後，一眾講者皆同意香港江山代有人才出，慶幸本港不斷有新人投身創意工業。李恩霖以自己為例，當年創作了《桃姐》的劇本，張家振卻曾質疑這種主僕情題材不會有市場。結果《桃姐》叫好叫座，由此反證只要努力創作不放棄，總會有成功的可能性。願本地創作人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