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文史書房|王道VS霸道,孰優孰強?

  孟子主要通過「王霸之辯」論證其政治理想。


  什麼叫「王霸之辯」?春秋戰國時期,「王道」是一種政治樣式,與之相對的政治樣式就叫「霸道」。在孔子的時代,「王」主要指「天子」,「霸」指「伯」,即諸侯,如「春秋五霸」,孔子對他們有批評但還沒有太多的否定,如對齊桓公、晉文公。但到了孟子的時代,「王霸之辯」的意義有了變化。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載:「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掣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認為行王道仁政,即使是領土只有百里、武器裝備很差的小國,也能戰勝如秦國、楚國一樣的軍事強國。在這幾句話中,延伸出了孟子在政治上的一種辯論,即「王霸之辯」。


  春秋戰國時期就是王道和霸道爭鬥的時代,而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政治更為混亂,社會更加動盪,因此,孟子依據當時的社會現實對王道和霸道進行了重新界定。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到了孟子所處的戰國時期,王道和霸道這對概念變成了德治和力治。德指德行,品德;力指實力,強力。由此,「王霸之辯」也變成了道德和實力的比拚。孟子所說的「以力假仁者霸」,主要針對戰國時期興起的法家,尤其是當時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法家特別強調的是實力、強權政治,而孟子遵循了儒家的傳統,強調德行的價值,這就形成了一種鮮明的爭鬥。


  孟子主張善教,傾向於德治,並將這一治國主張與法家的法治進行比較,以證明以其治國理念的合理性。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法家將國家管理得有條有理,它主張論功行賞,論罪行罰,政治效率很高,孟子把它叫作善政。


  儒家強調教化,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在孔子看來,如果執政的時候全部用法律,雖然可以避免百姓犯法,但這樣也會使他們喪失羞恥心。所以孔子提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強調德行的同時,法律作為一種後備補充,如此一來,百姓既不會犯法又有羞恥心。此外法家主張法治,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否定了人性的光明一面,若依此來治國,這種統治並不會長久,如秦朝只在短短二十多年間就政權傾覆即是例證。所以儒家主張以德治國,以法輔助。


  孟子看到了施行王道仁政的合理性與必要性,所以他試圖向諸侯推行王道仁政,孟子曾講「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按照孟子的說法,堯舜行仁政是因為其本性;商湯周武王行仁政,靠的是身體力行;春秋五霸行仁政,則是假借仁義之名。但是諸侯若能夠始終假借仁義的話,也是勉強可以的。而到了戰國時期,各諸侯征戰頻繁,多以實力爭霸四方,孟子希望在行霸道的諸侯能夠接受他的建議,改行王道。這是孟子一生盡力去做的事情。所以孟子周遊列國,宣揚王道仁政。如孟子去遊說梁惠王,於是也就有了《孟子》開篇《梁惠王上》。


  孟子還強調,統治者若想得到民心,除了上述幾點外,還要與民同憂樂。如孟子去見梁惠王時,梁惠王在御花園接見他。梁惠王的御花園很漂亮,有山有水,有各種各樣的鴻雁、麋鹿,梁惠王居高臨下地問孟子「賢者亦有此乎」。孟子回答到,周文王要造一個御花園,各地百姓自願自發地帶著工具來為周文王建造御花園,百姓說到:「我們王辛苦了,現在總可以有一個享受的地方了。」因為周文王能夠想到百姓,所以百姓也想到他。


  又如,根據《孟子·梁惠王下》記載,齊宣王說自己的御花園方圓只有三十里,但是齊國的老百姓還嫌他的御花園太大,而周文王的御花園方圓七十里,百姓還說它太小。孟子回答說:「我剛到你們齊國的時候,有人就警告我,城郊有個三十里大的圓圈,若在裏面打死一只兔子或一條小野獸,就要償命,因為那是王的御花園。你在城郊設了一個大陷阱,百姓當然嫌你的御花園大了。周文王的御花園雖然方圓七十里,但是百姓可以進去打獵、割草,百姓進入到裏面,就好像在自己家裏面,所以百姓會嫌它小。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統治者是不是享受,而是在於百姓有沒有得到實惠。所以孟子的結論是「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通過「王霸之辯」證明了施行德治的合理性與必要性,而德治本身又是王道仁政這一政治理想的組成部分,因此施行王道仁政有着其合理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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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主要通過「王霸之辯」論證其政治理想。


  什麼叫「王霸之辯」?春秋戰國時期,「王道」是一種政治樣式,與之相對的政治樣式就叫「霸道」。在孔子的時代,「王」主要指「天子」,「霸」指「伯」,即諸侯,如「春秋五霸」,孔子對他們有批評但還沒有太多的否定,如對齊桓公、晉文公。但到了孟子的時代,「王霸之辯」的意義有了變化。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載:「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掣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認為行王道仁政,即使是領土只有百里、武器裝備很差的小國,也能戰勝如秦國、楚國一樣的軍事強國。在這幾句話中,延伸出了孟子在政治上的一種辯論,即「王霸之辯」。


  春秋戰國時期就是王道和霸道爭鬥的時代,而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政治更為混亂,社會更加動盪,因此,孟子依據當時的社會現實對王道和霸道進行了重新界定。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到了孟子所處的戰國時期,王道和霸道這對概念變成了德治和力治。德指德行,品德;力指實力,強力。由此,「王霸之辯」也變成了道德和實力的比拚。孟子所說的「以力假仁者霸」,主要針對戰國時期興起的法家,尤其是當時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法家特別強調的是實力、強權政治,而孟子遵循了儒家的傳統,強調德行的價值,這就形成了一種鮮明的爭鬥。


  孟子主張善教,傾向於德治,並將這一治國主張與法家的法治進行比較,以證明以其治國理念的合理性。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法家將國家管理得有條有理,它主張論功行賞,論罪行罰,政治效率很高,孟子把它叫作善政。


  儒家強調教化,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在孔子看來,如果執政的時候全部用法律,雖然可以避免百姓犯法,但這樣也會使他們喪失羞恥心。所以孔子提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強調德行的同時,法律作為一種後備補充,如此一來,百姓既不會犯法又有羞恥心。此外法家主張法治,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否定了人性的光明一面,若依此來治國,這種統治並不會長久,如秦朝只在短短二十多年間就政權傾覆即是例證。所以儒家主張以德治國,以法輔助。


  孟子看到了施行王道仁政的合理性與必要性,所以他試圖向諸侯推行王道仁政,孟子曾講「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按照孟子的說法,堯舜行仁政是因為其本性;商湯周武王行仁政,靠的是身體力行;春秋五霸行仁政,則是假借仁義之名。但是諸侯若能夠始終假借仁義的話,也是勉強可以的。而到了戰國時期,各諸侯征戰頻繁,多以實力爭霸四方,孟子希望在行霸道的諸侯能夠接受他的建議,改行王道。這是孟子一生盡力去做的事情。所以孟子周遊列國,宣揚王道仁政。如孟子去遊說梁惠王,於是也就有了《孟子》開篇《梁惠王上》。


  孟子還強調,統治者若想得到民心,除了上述幾點外,還要與民同憂樂。如孟子去見梁惠王時,梁惠王在御花園接見他。梁惠王的御花園很漂亮,有山有水,有各種各樣的鴻雁、麋鹿,梁惠王居高臨下地問孟子「賢者亦有此乎」。孟子回答到,周文王要造一個御花園,各地百姓自願自發地帶著工具來為周文王建造御花園,百姓說到:「我們王辛苦了,現在總可以有一個享受的地方了。」因為周文王能夠想到百姓,所以百姓也想到他。


  又如,根據《孟子·梁惠王下》記載,齊宣王說自己的御花園方圓只有三十里,但是齊國的老百姓還嫌他的御花園太大,而周文王的御花園方圓七十里,百姓還說它太小。孟子回答說:「我剛到你們齊國的時候,有人就警告我,城郊有個三十里大的圓圈,若在裏面打死一只兔子或一條小野獸,就要償命,因為那是王的御花園。你在城郊設了一個大陷阱,百姓當然嫌你的御花園大了。周文王的御花園雖然方圓七十里,但是百姓可以進去打獵、割草,百姓進入到裏面,就好像在自己家裏面,所以百姓會嫌它小。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統治者是不是享受,而是在於百姓有沒有得到實惠。所以孟子的結論是「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通過「王霸之辯」證明了施行德治的合理性與必要性,而德治本身又是王道仁政這一政治理想的組成部分,因此施行王道仁政有着其合理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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