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文史書房｜軸心時代：人類群星閃耀時

書摘

文史書房｜軸心時代：人類群星閃耀時

　　德國思想家雅斯貝斯提出著名的「軸心時代」概念，認為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人類文明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精神領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張力，發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開始以理智方式和道德規範來面對人類社會。軸心時代的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一直影響着人類的生存和生活。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正好與軸心時代重合，奏響了中華文明的輝煌樂章。

　　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文明的天空群星璀璨，其中最明亮的一顆星是孔子，孔子是道德大師；最耀眼的一顆星是老子，老子是智慧大師；還有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莊子，法家的韓非，墨家的墨子。他們的思想滋養哺育了中華民族，塑造了中國人的集體人格。對於這些偉大的精神導師，我們只能頂禮膜拜。

　　仰望先秦的天空，儘管不同的星宿有着不同的光芒，甚至互相沖淡。墨子要《非儒》，道家要絕仁棄義，孟子要「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然而，先秦諸子的思想文化淵源卻是同一的。

　　他們都仰慕同樣的先聖，這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孔子讚譽唐堯不吝溢美之詞，代表了先秦社會的共識，「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他們都引用同樣的典籍，這就是「六經」。一般認為「六經」為儒家經典，實則不然，「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於國史」（章學誠《校讎通議》）。

　　他們都使用同樣的概念，這就是道、德、仁、義、聖人和君子。先秦諸子都喜歡道的範疇，老子把道看作是天下萬事萬物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孔子認為道是至理，「朝聞道，夕死可矣」。墨子常論「聖王之道」，孟子喜談「聖人之道」，韓非著有《主道》。荀子則認為：「道者，進則盡進，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

　　中華文明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相當成熟，先秦諸子生活在同樣的文化氛圍中，自然而然地繼承同樣的文化傳統，汲取同樣的文化養分。

　　秦漢之後，中華文明的天空失去了往日的熱鬧，再也沒有重現先秦時期的燦爛輝煌；中華文明的天空清靜了許多，不同的星宿遭遇了不同的命運。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統一了傳統社會的思想意識形態，儒家之星更加明亮光大，歷史地佔據了文化的主導地位。道家之星懸而不墜，依然閃爍不已，與儒家形成了陰陽互補的文化結構。老子陰柔，稱頌水德，「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孔子陽剛，要求君子「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寄情自然界是「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法家之星隱而不顯，似無實有，與儒家形成了外儒內法的政治結構。漢宣帝指出：「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真實地道出了儒家與法家的本質關係，綿延傳統社會二千多年，「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故其學至於今猶行也」。儒道法或陰或陽，或內或外，互補協同，和諧相生，共同鑄就了中華民族的靈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只有墨家之星突然消失在歷史的天空中，消失得神秘而離奇。

　　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認為：「人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儒道法墨之所以相繼閃耀在先秦的天空，就在於他們提出的偉大思想。儒家是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深刻揭示了人類生存的真理。道家是道，「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理性地叩問了自然界運行的規律。法家是法，「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冷峻地提供了政治治理的有效模式。墨家是兼，「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 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 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深情地反映了社會大眾的平等訴求。儒道法墨既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也是中華文明的思想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永遠值得人們去探尋和挖掘，從而為現代社會和現實人生貢獻智慧與力量。

　　雅斯貝斯高度評價軸心時代，認為「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燃火焰」。對於個體也是如此，「個體自然的每一次偉大的提高，都源於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觸」。是啊！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在回顧古希臘和羅馬文化之後，沖決中世紀神學的羅網，使歐洲重新煥發勃勃生機。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大多追蹤先秦時期，呈以「託古改制」面目。託古改制不僅是為改革提供依據，更是為改革尋找思想指導和智慧啟示。當今世界正處於大變局之中，人類社會是否需要再一次回到軸心時代，向先賢聖哲們請益，請先賢聖哲們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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