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曹聚仁:作為現代中國紀程碑的「五四」

每一本中國現代史,留着很多的篇幅在記載「五四運動」。


照那事件的發展,可說是很簡單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在東方站起來了,它要獨霸東亞,爭取領導權;它要宰割中國,完成他們的大陸政策。它知道列強都給戰爭拖得疲乏了,它要各國在巴黎和會中承認他們手中抓到的贓物。中國的和會代表力爭無效,連主持正義的威爾遜都噤口無言。北京政府當局,顯然準備屈服了;於是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五四」大遊行,野火燒起來了!那些熱血滿胸、怒情奮生的學生,那天打了曹、陸、章三個親日的外交當局,燒了趙家樓。


這是一場社會運動,這是一件政治的民眾運動,這是民眾表示自己的意向的行動。


然而,五四運動並不僅是政治性的;它的重大意義,卻在文化方面;這是最偉大的文化運動,又是新文學運動的開場,這是現代中國的紀程碑,由此進入了新的時代。筆者記得五月二日(民國七年)的下午,杜威博士到了杭州,準備五月五日開始公開的學術講演,由蔣夢麟博士擔任翻譯;「五四」事件發生,蔣博士連夜動身北返,乃由鄭曉滄博士代任翻譯。從那以後,差不多有一年的長時期,青年學生都在遊行示威、罷課罷教、講演宣傳、貼標語、喊口號中過活。


白話文起來了,婦女問題、家庭問題、男女同學問題,也都討論得十分熱鬧了。學生治校的傾向,成立了學生自治會,道爾頓制代替了注入式的教學法。這時候,流行了兩個劇本,一個是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娜拉》),一個是胡適的《家庭問題》;娜拉出走,成為新典型的英雄,而一個反抗舊家庭的李超,也在胡適筆下成為新時代的女性。《新青年》雜誌也就成為青年的新聖經了。說到「五四運動」,就必然連帶想到《新青年》;陳獨秀和胡適,無疑成為文化導師,洪水猛獸的象徵人物。其他如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都是《新青年》那一戰線中的戰將。魯迅說起,那時的《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一期的稿件。


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着的,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前門,門上黏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說是真的,但有些人有時總不免要側着頭想一想。


這就是新文化運動兩位主將不同的風格。


當時,一個象徵的守舊派人物,那是王敬軒;這人是劉復(半農)造出來的;但他那封寫給《新青年》記者的信,卻代表一切守舊派的共同意向。(那封駁王敬軒的覆信,出於錢玄同之筆,也是痛快淋漓。)真正代表守舊派來攻擊《新青年》的文化革命、文學革命的,那是林琴南;他的信是寫給蔡孑民(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他攻擊「過激之論」,認為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不中其度,則未有不弊者。他說《新青年》派叛親蔑倫,即是「廢孔」、「非孝」。(後來加上「公妻」,「共產」為四大罪狀。)他尤其反對白話文,「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話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凡是新舊之戰,新者常勝,舊者必敗,林琴南雖說提了丈八矛槍出來大殺一陣,卻經不得幾回合,便偃旗息鼓而走了。在文學革命的營壘,樹起了「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大旗,大踏步進人中國的文壇;白話文畢竟取「古文」的地位而代之了。《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三國演義》也就駕桐城文而上,公然進到課室中來了。


「五四運動」,由於政治的外交的波瀾,乃影響及於文化、文學,這可說是「秀才造反」的本色。可是,由於文化、文學的革命,影響及於政治、社會的革命,現代的「秀才造反」,那真不平凡的了。「五四」以迄國民黨改組、中國共產黨產生、國家主義派組成這一段時期中,中國有過一個與政治有密切關係的青年團體,便是少年中國學會。


據左舜生的追憶:曾琦、王光祈、陳愚生、張夢九、周太玄、李大釗和左先生自己,乃是發起的人,後來吸收了東南、金陵及河海工程等大學的優秀青年,先後增加到一〇八人。「少中」的宗旨很簡單,「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他們的信條是「奮鬥,實踐,堅忍,儉樸」八個大字。到了民國十三年間,他們為了政治觀點,引起了激烈的爭辯,經過了一年多的辯論,終於「少中」瓦解,會員各行其是,正是後來左右分歧的開頭。


當時會員中,如惲代英、李大釗、鄧中夏、毛澤東、劉仁靜、張聞天、沈澤民、黃日葵、侯紹裘、楊賢江向左轉,成為共產黨的主將。曾琦、李璜、張夢九、何魯之、左舜生、余家菊、陳啟天、劉慕英向右轉,先是國家主義派,後來變成青年黨的主角了。他們分裂時,鄧中夏在門外和左舜生握手道:「好,舜生,我們以後在疆場相見吧!」我們想不到他們這一團體的分裂,也就是中國的分裂了呢!


就在那個時期,向右的研究系(以梁啟超為首),和向左的國民黨(以孫中山為首),爭取文化與社會運動的領導權。研究系在北京辦了《北京晨報》,在上海辦了《時事新報》,《晨報》副刊和《時事新報》「學燈」領導着新文學運動;國民黨在北京辦了《京報》,在上海辦了《民國日報》,《京報》副刊和《民國日報》「覺悟」,也同樣爭取新文學運動的領導權。有一時期,「學燈」和「覺悟」,就代替了《新青年》的地位,等到國民黨改組,決定了「容共」、「聯俄」的政策,中國的史頁又重新寫過一回了!


▲本文節選自《中國近百年史話 中國史學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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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社會運動,這是一件政治的民眾運動,這是民眾表示自己的意向的行動。


然而,五四運動並不僅是政治性的;它的重大意義,卻在文化方面;這是最偉大的文化運動,又是新文學運動的開場,這是現代中國的紀程碑,由此進入了新的時代。筆者記得五月二日(民國七年)的下午,杜威博士到了杭州,準備五月五日開始公開的學術講演,由蔣夢麟博士擔任翻譯;「五四」事件發生,蔣博士連夜動身北返,乃由鄭曉滄博士代任翻譯。從那以後,差不多有一年的長時期,青年學生都在遊行示威、罷課罷教、講演宣傳、貼標語、喊口號中過活。


白話文起來了,婦女問題、家庭問題、男女同學問題,也都討論得十分熱鬧了。學生治校的傾向,成立了學生自治會,道爾頓制代替了注入式的教學法。這時候,流行了兩個劇本,一個是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娜拉》),一個是胡適的《家庭問題》;娜拉出走,成為新典型的英雄,而一個反抗舊家庭的李超,也在胡適筆下成為新時代的女性。《新青年》雜誌也就成為青年的新聖經了。說到「五四運動」,就必然連帶想到《新青年》;陳獨秀和胡適,無疑成為文化導師,洪水猛獸的象徵人物。其他如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都是《新青年》那一戰線中的戰將。魯迅說起,那時的《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一期的稿件。


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着的,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前門,門上黏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說是真的,但有些人有時總不免要側着頭想一想。


這就是新文化運動兩位主將不同的風格。


當時,一個象徵的守舊派人物,那是王敬軒;這人是劉復(半農)造出來的;但他那封寫給《新青年》記者的信,卻代表一切守舊派的共同意向。(那封駁王敬軒的覆信,出於錢玄同之筆,也是痛快淋漓。)真正代表守舊派來攻擊《新青年》的文化革命、文學革命的,那是林琴南;他的信是寫給蔡孑民(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他攻擊「過激之論」,認為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不中其度,則未有不弊者。他說《新青年》派叛親蔑倫,即是「廢孔」、「非孝」。(後來加上「公妻」,「共產」為四大罪狀。)他尤其反對白話文,「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話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凡是新舊之戰,新者常勝,舊者必敗,林琴南雖說提了丈八矛槍出來大殺一陣,卻經不得幾回合,便偃旗息鼓而走了。在文學革命的營壘,樹起了「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大旗,大踏步進人中國的文壇;白話文畢竟取「古文」的地位而代之了。《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三國演義》也就駕桐城文而上,公然進到課室中來了。


「五四運動」,由於政治的外交的波瀾,乃影響及於文化、文學,這可說是「秀才造反」的本色。可是,由於文化、文學的革命,影響及於政治、社會的革命,現代的「秀才造反」,那真不平凡的了。「五四」以迄國民黨改組、中國共產黨產生、國家主義派組成這一段時期中,中國有過一個與政治有密切關係的青年團體,便是少年中國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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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個時期,向右的研究系(以梁啟超為首),和向左的國民黨(以孫中山為首),爭取文化與社會運動的領導權。研究系在北京辦了《北京晨報》,在上海辦了《時事新報》,《晨報》副刊和《時事新報》「學燈」領導着新文學運動;國民黨在北京辦了《京報》,在上海辦了《民國日報》,《京報》副刊和《民國日報》「覺悟」,也同樣爭取新文學運動的領導權。有一時期,「學燈」和「覺悟」,就代替了《新青年》的地位,等到國民黨改組,決定了「容共」、「聯俄」的政策,中國的史頁又重新寫過一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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