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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新書|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

在晚期中華帝國,數以百萬計的讀書人夢想着踏入省會和京城的考場禁地。從外往裡看,這些考場更像是「文化監獄」而不是教育機構,究竟裡面發生了甚麼事情?


近期出版的《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的作者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在本書前言中談到:


《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結合晚期中華帝國的歷史與其古典教育、科舉制度的歷史,重點討論教育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以及作為近乎世界上第一個政治擇優制(political meritocracy)的文官制度在政治、社會和知識生活中的意義。中國「共和制」(Republic)興起以前的傳統教育史和帝國科舉制度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的棱鏡,可以用來描畫出1400–1900 年間個人才能(individual merit)的古典理念與教育、學習、社會化的歷史過程之間的複雜關係。


 通過探究古典老師的教育理念,我們可以看到明(1368–1644)、清(1644–1911)五百年間教育的理論化和實踐過程。在沒有公立小學的情況下,社會關係、親屬關係和性別,對教育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對整個社會和國家來說,初級教育的內容和應有的功能是甚麼?科舉考試制度如何體現古典理念?清廷治下的晚期帝國規模擴大了一倍,這對於在多民族政治文化中擴大教育和學校體制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


宋代(960–1280)尤其影響了晚期帝國(1400–1900)新的教育理念。把這些理念置於後來的社會、政治語境下,我們即可看出何以漢人(無論階級、性別)和蒙、滿統治者都推崇以「道學」(二十世紀開始稱為「新儒學」〔Neo-Confucianism〕)為重的道德教育。教育的內容和意義千差萬別,對不同群體意味着不同的東西。晚期帝國政府,代表了統治家族、國家官僚機構和士人精英家庭三方利益的不對稱交疊。明清時期,精英主導地方社會;他們對家庭、親屬和鄰里社區的地方義務,促使他們越來越多地向平民和女性提供一定程度的社會、教育服務。


這些日常實踐方面在近年來的帝制中國研究中受到了忽略,這些研究傾向於:不是(1)把前現代中國教育視為死記硬背的苦行;就是(2)帶着感情色彩將宋代稱之為「道學」的古典理念的「展開過程」(unfolding)譽為中國思想史上主流士人的聲音。第一種看法好在已經登峰造極,第二種看法則力度不減。宋、明、清「新儒學」的現代擁護者,誇大了「道學」在宋以後政治能動性(political activism)、社會唯意志論(social voluntarism)和地方異議(local dissent)的相關歷史記載中的作用。明清臣民多達一億五千萬至三億人,儒家士人人數從未超過佛、道兩家宗教虔誠信徒的人數。每種思維定式(mind-set)都有大量擁躉,使得帝國體制能夠適應支撐該體制的更大社會。太平天國運動(1850–1864)以前沒有任何社會革命,1911 年共和制以前沒有任何政治革命。長期的社會鴻溝始終橫亙在農民與士大夫之間。對文官制度的負面描述,突出了1865 年以後的時期。這些對科舉考試的古典內容和文學形式的負面描述過於簡略,且以偏概全,目的論上充斥着對晚期帝國失敗的現代假定。此外,二十世紀初中國激進人士對傳統選拔制度的敵意,也影響了對這個制度的看法。這些看法受1919 年五四運動革命擾攘時期各種歷史議程的驅動,如今我們則不再受這些議程的干擾。


本書英文標題為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譯者劉倩在譯後記中特地解釋了書名中譯的理由:


本書英文標題中的meritocracy一詞,中文學界一般譯為「賢能政治」或「尚賢制」,但我認為,直接套用該譯法,似乎不能準確概括艾爾曼此書內容——科舉取士制度及其在明清政治、社會和知識生活中的作用。譯稿完成後,我先是通過中山大學黃仕忠教授求得了國內一些科舉研究專家的意見,他們建議的譯法包括「賢能政治」、「精英政治」、「掄才/選才制度」等;接着,我又分別咨詢了北京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專治西哲史的田立年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專治政治哲學的陳德中研究員,經過反覆討論,我們一致認為,在明清語境中,艾爾曼所說的meritocracy,更準確對應的是「取士制度」。但另一方面,如果譯為「取士制度」,作為一種過於熟悉的用語,讀者在面對它時很容易不作停留、不假思索,並且也「看不見」原書標題中的meritocracy一詞。因此,考慮到merit 意為「優點、長處、功績」,後綴cracy 意為「統治、政體、制度」,再結合艾爾曼書中對科舉與文官制度的論述,斟酌再三,我決定意譯為「政治擇優體制」。譯稿送交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後,編委會就書名中譯問題進行了嚴肅、負責任的討論,建議改譯為《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這個建議好,確如編委會所言,meritocracy一詞譯為「政治擇優體制」,不僅「有點翻譯腔」,且「『擇優』一詞容易產生歧義」,而譯為「選士」,則既能傳達艾爾曼用詞的本意,也避開了中文學界太過熟悉的「取士」一詞。


閱讀推薦


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

 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作者: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

譯者:劉倩

出版商: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叢書系列:饒宗頤國學院漢學譯叢

ISBN:9789888807284


在晚期中華帝國,數以百萬計的讀書人夢想着踏入省會和京城的考場禁地。從外往裡看,這些考場更像是「文化監獄」而不是教育機構,究竟裡面發生了甚麼事情?


明清科舉是一個有缺陷但運轉順暢的文化、教育「陀螺儀」,體現了社會地位、政治權力和文化聲望之間的複雜關係,是帝國朝廷及其士紳精英精心平衡、通力合作的結果。明清科舉不僅是一種選官制度,更是連接晚期帝國知識、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紐帶,是官方/ 非官方、正統/ 非正統、公共生活/ 私人生活互動最為頻繁的交匯點之一。明清科舉的歷史意義和價值,不僅體現在官員和知識精英的再生產上,也體現在數百萬科舉失敗者具有反諷意味的更大的「成功故事」上。


對古代科舉考試制度的回溯研析並不會成為建設現代國家的障礙。而就明清科舉考試制度的深挖,對於進一步研究中國制度史乃至世界歷史都具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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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期中華帝國,數以百萬計的讀書人夢想着踏入省會和京城的考場禁地。從外往裡看,這些考場更像是「文化監獄」而不是教育機構,究竟裡面發生了甚麼事情?


近期出版的《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的作者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在本書前言中談到:


《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結合晚期中華帝國的歷史與其古典教育、科舉制度的歷史,重點討論教育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以及作為近乎世界上第一個政治擇優制(political meritocracy)的文官制度在政治、社會和知識生活中的意義。中國「共和制」(Republic)興起以前的傳統教育史和帝國科舉制度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的棱鏡,可以用來描畫出1400–1900 年間個人才能(individual merit)的古典理念與教育、學習、社會化的歷史過程之間的複雜關係。


 通過探究古典老師的教育理念,我們可以看到明(1368–1644)、清(1644–1911)五百年間教育的理論化和實踐過程。在沒有公立小學的情況下,社會關係、親屬關係和性別,對教育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對整個社會和國家來說,初級教育的內容和應有的功能是甚麼?科舉考試制度如何體現古典理念?清廷治下的晚期帝國規模擴大了一倍,這對於在多民族政治文化中擴大教育和學校體制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


宋代(960–1280)尤其影響了晚期帝國(1400–1900)新的教育理念。把這些理念置於後來的社會、政治語境下,我們即可看出何以漢人(無論階級、性別)和蒙、滿統治者都推崇以「道學」(二十世紀開始稱為「新儒學」〔Neo-Confucianism〕)為重的道德教育。教育的內容和意義千差萬別,對不同群體意味着不同的東西。晚期帝國政府,代表了統治家族、國家官僚機構和士人精英家庭三方利益的不對稱交疊。明清時期,精英主導地方社會;他們對家庭、親屬和鄰里社區的地方義務,促使他們越來越多地向平民和女性提供一定程度的社會、教育服務。


這些日常實踐方面在近年來的帝制中國研究中受到了忽略,這些研究傾向於:不是(1)把前現代中國教育視為死記硬背的苦行;就是(2)帶着感情色彩將宋代稱之為「道學」的古典理念的「展開過程」(unfolding)譽為中國思想史上主流士人的聲音。第一種看法好在已經登峰造極,第二種看法則力度不減。宋、明、清「新儒學」的現代擁護者,誇大了「道學」在宋以後政治能動性(political activism)、社會唯意志論(social voluntarism)和地方異議(local dissent)的相關歷史記載中的作用。明清臣民多達一億五千萬至三億人,儒家士人人數從未超過佛、道兩家宗教虔誠信徒的人數。每種思維定式(mind-set)都有大量擁躉,使得帝國體制能夠適應支撐該體制的更大社會。太平天國運動(1850–1864)以前沒有任何社會革命,1911 年共和制以前沒有任何政治革命。長期的社會鴻溝始終橫亙在農民與士大夫之間。對文官制度的負面描述,突出了1865 年以後的時期。這些對科舉考試的古典內容和文學形式的負面描述過於簡略,且以偏概全,目的論上充斥着對晚期帝國失敗的現代假定。此外,二十世紀初中國激進人士對傳統選拔制度的敵意,也影響了對這個制度的看法。這些看法受1919 年五四運動革命擾攘時期各種歷史議程的驅動,如今我們則不再受這些議程的干擾。


本書英文標題為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譯者劉倩在譯後記中特地解釋了書名中譯的理由:


本書英文標題中的meritocracy一詞,中文學界一般譯為「賢能政治」或「尚賢制」,但我認為,直接套用該譯法,似乎不能準確概括艾爾曼此書內容——科舉取士制度及其在明清政治、社會和知識生活中的作用。譯稿完成後,我先是通過中山大學黃仕忠教授求得了國內一些科舉研究專家的意見,他們建議的譯法包括「賢能政治」、「精英政治」、「掄才/選才制度」等;接着,我又分別咨詢了北京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專治西哲史的田立年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專治政治哲學的陳德中研究員,經過反覆討論,我們一致認為,在明清語境中,艾爾曼所說的meritocracy,更準確對應的是「取士制度」。但另一方面,如果譯為「取士制度」,作為一種過於熟悉的用語,讀者在面對它時很容易不作停留、不假思索,並且也「看不見」原書標題中的meritocracy一詞。因此,考慮到merit 意為「優點、長處、功績」,後綴cracy 意為「統治、政體、制度」,再結合艾爾曼書中對科舉與文官制度的論述,斟酌再三,我決定意譯為「政治擇優體制」。譯稿送交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後,編委會就書名中譯問題進行了嚴肅、負責任的討論,建議改譯為《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這個建議好,確如編委會所言,meritocracy一詞譯為「政治擇優體制」,不僅「有點翻譯腔」,且「『擇優』一詞容易產生歧義」,而譯為「選士」,則既能傳達艾爾曼用詞的本意,也避開了中文學界太過熟悉的「取士」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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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

譯者:劉倩

出版商: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叢書系列:饒宗頤國學院漢學譯叢

ISBN:9789888807284


在晚期中華帝國,數以百萬計的讀書人夢想着踏入省會和京城的考場禁地。從外往裡看,這些考場更像是「文化監獄」而不是教育機構,究竟裡面發生了甚麼事情?


明清科舉是一個有缺陷但運轉順暢的文化、教育「陀螺儀」,體現了社會地位、政治權力和文化聲望之間的複雜關係,是帝國朝廷及其士紳精英精心平衡、通力合作的結果。明清科舉不僅是一種選官制度,更是連接晚期帝國知識、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紐帶,是官方/ 非官方、正統/ 非正統、公共生活/ 私人生活互動最為頻繁的交匯點之一。明清科舉的歷史意義和價值,不僅體現在官員和知識精英的再生產上,也體現在數百萬科舉失敗者具有反諷意味的更大的「成功故事」上。


對古代科舉考試制度的回溯研析並不會成為建設現代國家的障礙。而就明清科舉考試制度的深挖,對於進一步研究中國制度史乃至世界歷史都具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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